明朝那些事-朱常洛-泰昌

◆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儿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服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服药，叫泻药。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蹩脚庸医。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情，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秆而言，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完成了。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我就不说了。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

◆ 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在中医理论中，服用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也还算对症下药。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儿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

◆ 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爌、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刘一璟、韩爌，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纯粹和执著，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著，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 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儿扛不住了。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最狠的，是最后一句：“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作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至此，曾经叱咤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杨涟上疏，痛斥皇帝。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蹩脚庸医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所以这封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儿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儿，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儿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可是他错了。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一　赶走崔文升。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至死不休。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 此时的光宗，已经是奄奄一息，所以，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定，今天的会议，将要讨论的，是关乎国家社稷的重要问题。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次内阁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老婆。光宗同志的意思是，自己的后妃李选侍，现在只有一个女儿，她伺候自己那么多年，太不容易，考虑给她升官，封皇贵妃。此外，他还把皇长子朱由校领了出来，告诉诸位大人，这孩子的母亲也没了，以后，就让李选侍照料他。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明明您都没几天蹦头了，趁着脑袋还管用，赶紧干点儿实事，拟份遗嘱，哪怕找口好棺材，总算有个准备。竟然还想着老婆的名分，实在令人叹服。在现场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尊重妇女、至死不渝的模范丈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八月二十六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明光宗再次下旨，召开内阁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内阁大臣及各部部长，当然还有杨涟。会议与昨天一样，开得十分莫名其妙。这位皇帝陛下把人叫进来，竟然先拉一通家常，又把朱由校拉进来，说我儿子年纪还小，你们要多照顾等等。这么东拉西扯，足足扯了半个时辰（一个小时），皇上也扯累了。正当大家认为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扯淡又开始了。如昨天一样，光宗再次提出，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大家这才明白，扯来扯去不就是这件事吗？礼部尚书孙如游当即表示，如果您同意，那就办了吧（亦无不可）。然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公然打断了会议，并在皇帝、内阁、六部尚书的面前，拉走了皇长子朱由校。这个人，就是李选侍。所有人都蒙了，没有人去阻拦，也没有人去制止。原因很简单，这位李选侍毕竟是皇帝的老婆，皇帝大人都不管，谁去管。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快，他们就听见了严厉的斥责声，李选侍的斥责声。她斥责的，是皇帝的长子。于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场面出现了。大明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被一个女人公然拉走，当众责骂，而皇帝、首辅、各部尚书，全部毫无反应，放任这一切的发生。所有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那个女人的责骂，直到骂声结束为止。然后，尚未成年的朱由校走了进来。他带着极不情愿的表情，走到了父亲的身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要封皇后！”谜团就此解开，莫名其妙的会议，东拉西扯的交谈，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胁迫。开会是被胁迫的，闲扯是被胁迫的。一个奄奄一息的丈夫，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要不胁迫一把，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李选侍很有自信，因为她很清楚，这个软弱的丈夫不敢拒绝她的要求。现在，她距离自己的皇后宝座，只差一步。但是这一步，她到死都没迈过去。因为就在皇长子刚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另一个声音随即响起：“皇上要封皇贵妃，臣必定会尽快办理！”说这句话的人，是礼部尚书孙如游。李选侍太过天真了，和朝廷里这帮老油条比起来，她也就算个学龄前儿童。孙尚书可谓聪明绝顶，一看情形不对，知道皇上顶不住了，果断出手，只用了一句话，就把皇后变成皇贵妃。光宗同志也很机灵，马上连声回应：好，就这么办。

◆ 八月二十九日。此前的三天里，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在这一天，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寿木如何？寝地如何？”寿木就是棺材，寝地就是坟，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是不是老了，有点儿犯糊涂，张口就是一大串，什么你爹的坟好、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话。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只好拿手指着自己，说了一句：“是我的。（朕之寿宫）”方首辅狼狈不堪，然后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听说有个鸿胪寺的医官进献金丹，他在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方从哲并未多想，便说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个人叫李可灼，他说自己有仙丹，我们没敢轻信。”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轻信不等于不信。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好吧，召他进来。”于是，李可灼进入了大殿，他见到了皇帝，他为皇帝号脉，他为皇帝诊断。最后，他拿出了仙丹。仙丹的名字，叫做红丸。

◆ 此时，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上午，明光宗服下了红丸。他的感觉很好。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吃了红丸后，浑身舒畅，且促进消化，增加食欲（思进饮膳）。消息传来，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欢呼雀跃。皇帝也很高兴。于是，几个时辰后，为巩固疗效，他再次服下了红丸。下午，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在宫外，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方从哲对他说：“你的药很有效，赏银五十两。”李可灼高兴地走了，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住在了内阁，因为他们相信，明天，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

◆ 六个时辰之后。凌晨，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了太监传达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就已得到了第二个消息——皇上驾崩了。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明光宗在宫中逝世，享年三十九，享位一月。皇帝死了，这十分正常；皇帝吃药，这也很正常；但吃药之后就死了，这就不正常了。明宫三大案之“ 红丸案 ”，就此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什么药，也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此时向乾清宫赶去的人，包括内阁大臣、各部长官，共计十三人。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因为皇帝死了，官位、利益、权力，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变。只有一个人例外。杨涟十分悲痛，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查出案件的真相，找出幕后的黑手，揭露恶毒的阴谋，让正义得以实现，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这就是杨涟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