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朱棣-永乐

◆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虽然江山已经在手，但舆论的力量也是不能无视的，自己的身上反正已经被打上了反贼的烙印，没办法了，但至少要让自己的子孙堂堂正正地做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两个方法：其一，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凡是建文帝时代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朱元璋的成例有不同的，全部废除，以老祖宗成法为准，这倒不是因为朱元璋的成法好用。只是朱棣要想获得众人的承认，必须再借用一下死去老爹的威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领悟太祖治国精神的人。其二，他命令属下重新修订《太祖实录》，此书已经由建文帝修过一次，但很明显，第一版并不符合朱棣的要求，他需要一个更为显赫的出身，因为类似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打天下，开口就是“我本淮右布衣”，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人愿意做叫花子的，于是，亲生母亲被他扔到了脑后，马皇后成为了他的嫡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叙说。此外，他还指示手下人在实录中加入了大量小说笔法的描写，如朱元璋生前曾反复训斥朱标和朱允炆，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对朱棣却总是赞赏有加，一看到朱棣就满面笑容，十分高兴。甚至在他死前，还反复询问朱棣的下落，并有意把皇位传给朱棣。但是由于奸诈的朱允炆等人的阴谋行为，合法的继承人朱棣并没有接到朱元璋的这一指示。于是，本该属于朱棣的皇位被无耻地剥夺了。这些内容读来不禁让人在极度痛恨朱允炆等奸邪小人之余，对朱棣终于能够夺得本就属于自己的皇位感到欣慰，并感叹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好人是有好报的。当朱棣最终完成这两项工作时，他着实松了口气，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终于被删除了，无数年后，这场靖难战争将被冠以正义的名号广为流传。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朱棣心里很明白，在那些篡改过的地方原本写着历史的真实。他把自己的父亲从坟墓里拖了出来，重新装扮一番，以证明自己的当之无愧。历史证明，朱棣失败了，他没有能够欺骗自己，也没有骗住后来的人，因为真正的史笔并不是史官手下的毛笔，而是人心。

◆ 朱元璋时代的铁券上书“开国辅运”四字，代表了你开国功臣的身份。朱棣时代的铁券上书“奉天靖难”四字，代表你奉上天之意帮助我朱棣篡权。这两个版本极为少见，在此之后的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都从未再版。自此之后，所有的铁券统一为文臣铁券上书“守正文臣”，武将铁券上书“宣力功臣”。

◆ 永乐二年(1404)，朱棣授官给道衍，任命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正二品），并且正式恢复他原先的名字——姚广孝。此后姚广孝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起来，朱棣让他留头发还俗，他不干，分给他房子，还送给他两个女人做老婆，他不要。

◆ 他不但不要官，也不要钱，在回家探亲时，他把朱棣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都送给自己的同族。我们不禁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我看来，姚广孝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个聪明人，像他这样的智谋之人，如果过于放肆，朱棣是一定容不下他的。功高震主这句话始终被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其二、他与其他人不同，他造反的目的就是造反。相信很多人都曾被问到，你为什么要读书？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建设祖国，为国争光之类，而在人们的心中，读书的真正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名利去做一件事情也许可以获得动力和成功，但要成就大的事业，需要的是另一种决心和回答——为了读书而读书。朱棣造反是为了皇位，他手下的大将们造反是为了开国功臣的身份和荣誉地位。道衍造反就是为了造反。他的眼光从来就没有被金钱权位牵制过，他有着更高的目标。道衍是一颗子弹，四十年的坎坷经历就是火药，他的权谋手段就是弹头，而朱棣对他而言只是引线，这颗子弹射向谁其实并不重要，能被发射出去就是他所有的愿望。姚广孝，一个被后人称为“黑衣宰相”、争论极大的人，一个深入简出、被神秘笼罩的人，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

◆ 永乐四年(1406)五月，削去齐王爵位和官属，八月，废其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削去岷王官属及护卫。永乐十年(1412)，削去辽王官属及护卫。永乐十九年(1421)，削去周王护卫。于是，建文帝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由他的叔叔朱棣代为解决了。削藩这件建文帝时期的第一大事居然是由藩王朱棣最终办成的，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 “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也实在算是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捱到三个皇帝都死了他还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疼。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是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鸿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逢迎清朝政府，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它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

◆ 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的几乎每一个人斗，大臣、太监、老婆（很多）、老婆的亲戚（也很多）、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如果都还活着的话），他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到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霸无赖，同时也是一个好皇帝。

◆ 明代第一才子的解缙，《永乐大典》的主编者。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 解缙，洪武二年(1369)出生，江西吉安府人，自幼聪明好学，被同乡之人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由于在家乡时他的名声已经很大，甚至传到了京城，所以朱元璋对他也十分重视，百忙之中还抽空接见了他。朱元璋的这一举动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一颗政治新星即将升起。

◆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把解缙赶回了家，并丢给他一句话“十年之后再用。”于是，解缙沿着三年前他进京赶考的路回到了自己的家，荣华富贵只是美梦一场，沿路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解缙的心却变了。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就受到了这样的处罚，读书人做官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吗，不就是为国家效力吗？这是什么道理！那些整天不干正事，遇到难题就让，遇到障碍就倒的无耻之徒牢牢地把握着权位，自己这样全心为国效力的人却得到这样的待遇，这不公平。罢官的日子是苦闷的，人类的最大痛苦并不在于一无所有，而是拥有一切后再失去。京城的繁华，众人的仰慕，皇帝的器重，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在解缙的心头。在故乡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才学？度量？不，不是这些，终于有一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地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解缙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了，此时距解缙回家已经过去了七年，虽然还没有到十年的约定之期，但解缙还是开始行动了，他很明白，就算到了十年之期，也不会有官做的，要想当官，只能靠自己！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要求获得官职，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却不愿用他，只给了他一个小官。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幸好他反应快，马上找人疏通关系，终于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此时的解缙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他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则，不能有尊严，要会溜须拍马，要会逢迎奉承，什么都要，就是不能要脸！黑暗的世界啊，我把灵魂卖给你，我只要荣华富贵！收下了他的灵魂，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

◆ 解缙、胡广、王艮、李贯都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文二年(1400)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才是真正的状元！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了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第一名，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就这样，到手的状元飞了，按说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建文帝就要倒台了，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三个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作出的。三人表现如下：解缙陈说大义，胡广也愤激慷慨，表示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流泪。谈话结束后的表现：解缙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缙驰谒”。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召至，叩头谢”。看看，多么有效率，召至，召至，一召就至。第三名李贯也不落人后——“贯亦迎附”。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势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者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溥。就在胡广慷慨激昂的发表完殉国演讲，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家就在吴溥家旁边），吴溥的儿子深有感叹地说道：“胡叔（指胡广）有如此气概，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

◆ 李贯：朱棣在掌握政权后，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也有很多要求讨伐他的文字。他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儿吧。”下面的大臣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而已，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的正是这个李贯，他从容不迫地说道：“我没有，从来也没有。”然后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未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贯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了他的脸上，厉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近侍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人！”全身发抖的李贯缩成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于狱中，在他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泣道：“王敬止（王艮字敬止），我没脸去见你啊。”胡广：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处理政务的能力，与解缙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纪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穆”。综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亏，似乎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

◆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这部大典终于完成。此书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种，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全部由人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成。它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更为难得的是，以解缙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们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朱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郑重地为这部伟大的巨作命名——《永乐大典》。

◆ 《永乐大典》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传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要感谢这部书，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诞生，很多古代书籍，今天的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了。如果要给这些书开个书单，恐怕会很长，在此我们只列举其中一些书目，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重要意义，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流传于世上。所以我们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金字塔。在这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工程中，解缙是一个出色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他的功劳其实并不亚于征伐开疆的徐达、蓝玉。他虽然没有万军之中攻城拔寨的豪迈，也没有大漠挥刀、金戈铁马的风光，但他也有自己的武器，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墨。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无数辛勤的知识分子用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那光荣的过往和先人的伟大。事实证明，那些常常被我们嘲笑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读书人，他们也有力量，他们也很强壮，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显英雄！

◆ 朱棣问：“你认为该立谁？”解缙答：“世子（指朱高炽）仁厚，应该立为太子。”朱棣不说话了。但解缙明白，这是一种否定的表示，他并没有慌乱，因为他还有杀手锏，只要把下一个理由说出来，大位非朱高炽莫属！解缙再拜道：“好圣孙！”朱棣笑了，解缙也笑了，事情就此定局。

◆ 所谓好圣孙是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后来的明宣宗），此人天生聪慧，深得朱棣喜爱，解缙抓住了最关键的地方，为朱高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解缙充分发挥了他扎实的才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这件帝国第一大事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相对于朱高炽而言的。朱高炽了解此事后十分感激解缙，他跛着脚来到解缙的住处，亲自向他道谢。朱高炽放心了，解缙也放心了，一个放心皇位在手，一个放心权位不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太乐观了。朱高炽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讲解缙，解缙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大局已定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朱棣一天不死，朱高炽就只能做他的太子，而太子不过是皇位的继承人，并不是所有者，也无法保证解缙的地位和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解缙拥护朱高炽的行为已经使他成为了朱高煦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解缙并不清楚：朱高煦就算解决不了朱高炽，解决一个小小的解缙还是绰绰有余的。

◆ 按说四处逛逛、买点土特产，回去后吹吹牛也就是了，能闹出什么事情呢？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解缙同志不一样，他是从城里出来的，见过大场面，此刻重新见识京城的繁华，引起了他的无限遐思，就开始忘乎所以了。偏巧朱棣此刻正带着五十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远征鞑靼），解缙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的吗？解缙的荒唐行为还不止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解缙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到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解缙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形迹，便下令逮捕解缙，就这样，一代大才子解缙偷鸡不着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了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解缙终于断绝了所有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是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历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解缙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这个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

◆ 永乐十三年(1415)，锦衣卫纪纲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时找到了解缙的名字，于是他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解缙还在吗？”（缙犹在耶？）缙犹在耶？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在此之前的永乐七年(1409)，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一句：“平安还在吗？”（平保儿尚在耶？）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解缙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

◆ 解缙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解缙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正义直言的解缙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解缙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解缙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我们后世之人的尊重。

◆ 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宜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是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

◆ 朱棣虽然是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当年进北平不难），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

◆ 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

◆ 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

◆ 北平附近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涌入（中国人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人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京城的精锐部队（如三大营）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十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十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动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从南方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不就行了？如果你这样想，那就恭喜你了，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一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是要吃饭的。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一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所以，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嘛，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的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吗还要兜那么大的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通畅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河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只是水陆两用型，否则想一路顺风是绝对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面吃过大亏，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但河运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海路，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十斤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线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金钱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就是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

◆ 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1411)，朱棣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宋礼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此后漕运总督陈瑄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 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七年(1409)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十五年开始，一直进行了三十余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下令：迁都！

◆ 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二百余年，但它的历史却并未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气地存在和发展着，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五百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

◆ 要说明的是，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清朝曾经整修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十七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十四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能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无可否认，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

◆ 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见到事物将来的发展，如诸葛亮在破草房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但诸葛亮的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得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的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着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一百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倒在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

◆ 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治久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背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但十九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它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

◆ 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并不长，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上，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到了公元十三世纪，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倾向进一步深化。这件事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源平两家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族，当时源氏的领军人物源赖朝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的帮助下打败了平氏，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

◆ 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后来的德川家康一直奉此人为偶像。他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作为武士统治的基地。由于幕府建在镰仓，日本史称镰仓幕府。源赖朝还给了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征夷大将军，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

◆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包括发动侵略战争）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或实权大臣（如丰臣秀吉就不是将军，而是关白）主使的。当然了，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的那几位仁兄除外（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

◆ 虽然明帝国十分强大，但捣乱的邻居还是有的，也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麻烦，而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就是安南。安南（今越南），又称交趾，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到了五代时候，中原地区打得昏天黑地，谁也没时间管它，安南便独立了，但仍然是中国的属国，且交往密切。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双方关系良好，自此安南仿效朝鲜，向大明朝贡，且凡国王继位等大事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得到正式册封后方可确认为合法。然而在建文帝时期，安南的平静被打破了，它的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大明对此一无所知。永乐元年(1403)，安南国王照例派人朝贺，朱棣和礼部的官员都惊奇地发现，在朝贺文书上，安南国王不再姓陈，而是姓胡。文书中还自称陈氏无后，自己是陈氏外甥，被百姓拥立为国王，请求得到大明皇帝的册封。这篇文书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破绽，事情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朱棣感觉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便派遣礼部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被派出的官员名叫杨渤，他带着随从到了安南，由于某些未知原因，他在安南转了一圈，回朝后便证明安南国王所说属实，并无虚构。朱棣这才相信，正式册封其为安南国王。于是安南的秘密被继续掩盖。事后看来，这位杨渤如果不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就是犯了受贿罪。

◆ 永乐二年(1404)，安南国大臣裴伯耆突然出现在中国，并说有紧急事情向皇帝禀报。他随即被送往京城，在得到朱棣接见后，他终于以见证人的身份说出了安南事件的真相。原来在建文帝时期，安南丞相黎季犛突然发难，杀害了原来的国王及拥护国王的大臣，此后他改名为胡一元，并传位给他的儿子胡[插图]，并设计欺骗大明皇帝，骗取封号。裴伯耆实在是一等一的忠臣，说得声泪俱下，还写了一封书信，其中有几句话实在感人：“臣不自量，敢效申包胥之忠，哀鸣阙下，伏愿兴吊伐之师，隆继绝之义，荡除奸凶，复立陈氏，臣死且不朽！”裴伯耆慷慨陈词，然而效果却不是很好，因为朱棣是一个饱经政治风雨的权场老手，对这一说法也是将信将疑。而且从裴伯耆的书信看来，很明显，此人的用意在于借明朝的大军讨伐安南，这是一件大事，朱棣是不可能仅听一面之词就发兵的。于是，朱棣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安排裴伯耆先住下，容后再谈。然而同年八月，另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朱棣的沉默。这个人就是原先安南陈氏国王的弟弟陈天平，他也来到了京城，并证实了裴伯耆的说法。

◆ 在搞清事情经过后，朱棣立刻发布诏书，对现任安南国王胡[插图]进行严厉指责，并表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复，就要他好看。朱棣的这一番狠话很见成效，安南现任胡氏国王的答复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在答复的书信中，这位国王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不过是临时占个位置而已，国号纪年都没敢改，现在已经把位置空了出来，诚心诚意等待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这个回答让朱棣十分满意，他也宽容地表示，如果能够照做，不但不会追究他的责任，还会给他分封土地。然后，朱棣立刻安排陈天平回国。话虽这样说，但朱棣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他深知口头协议和文书都是信不过的（这得益于他早年的经历），因为当年他自己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东西。为保障事情的顺利进行，他安排使臣和广西将军黄中率领五千人护送陈天平回国，按照朱棣的设想，陈天平继位之事已是万无一失。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耸人听闻。黄中护送陈天平到了安南之后，安南军竟然设置伏兵在黄中眼皮底下杀害了陈天平，还顺道杀掉了明朝使臣，封锁道路，阻止明军前进。消息传到了京城之后，朱棣被激怒了，被真正地激怒了。真是胆大包天！阳奉阴违也就罢了，竟然敢当着明军杀掉王位继承人，连大明派去的使臣都一齐杀掉！不报此仇，大明何用！养兵何用！

◆ 明军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分兵两路，一路以朱能为统帅，自广西进军，另一路由沐晟带领，自云南进军。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计划，凡是攻打安南，必从广西和云南分兵两路进行攻击，这几乎已经是固定套路，从古一直用到今。

◆ 安南军队估计到了自己战斗力的不足，便驯养了很多大象，准备在明军进攻时放出这些庞然大物，突袭明军，好在张辅没有轻敌，及时掌握了这一情况。可是话虽如此，掌握象情的张辅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大象，这种动物皮厚、结实又硕大无比，战场之上，仓促之间，一般的刀枪似乎也奈它不何。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给张辅出了一个可以克制大象的主意，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个主意说了与没说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这条妙计就是找狮子来攻击大象，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必定能够吓跑大象。我们暂且不说在动物学上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单单只问一句：去哪里找狮子呢？大家知道，中国是不产狮子的，难得的几头狮子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据《后汉书》记载，汉章帝时，月氏国曾进贡狮子，此后安息国也曾进贡过，但这种通过进贡方式得来的狮子数量必然不多，而且当年也没有人工繁殖技术，估计也是死一头少一头。就算明朝时还有狮子，应该也是按照今天大熊猫的待遇保护起来的，怎么可能给你去打仗？那该怎么办呢，狮子没有，大象可是活生生的在城里等着呢，难不成画几头狮子出来打仗？答对了！没有真的，就用画的！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当年的张辅就是用画的狮子去打仗的。张辅不是疯子，他也明白用木头和纸糊的玩意儿是不可能和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较劲的，不管画得多好，毕竟也只是画出来的，当不得真。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张辅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应对方案，准备攻击防守严密的多邦城。其实到底是真狮子还是假狮子并不重要，关键看在谁的手里，怎么使用，因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指挥官的智慧和素质。张辅的数十万大军在多邦城外住了下来，但却迟迟不进攻，城内人的神经也从紧绷状态慢慢松弛了下来，甚至有一些城墙上的守兵也开始和城边的明军士兵打招呼，当然了，这是一种挑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战略就要成功了，明军长期待在这里，补给必然跟不上，而攻城又没有把握，只有撤退这一条路了。安南守军不知道的是，其实明军迟迟不进攻的理由很简单：刀在砍人之前磨得时间越久，就越锋利，用起来杀伤力也会更大。事实正是如此，此时的张辅组织了敢死队，准备攻击多邦城。他所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好的时机而已。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明军于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对多邦城发起了攻击，在战斗中，明军充分发挥了领导带头打仗的先锋模范作用，都督黄中手持火把，率队先行渡过护城河，为部队前进开路，都指挥蔡福亲自架云梯，并率先登上多邦城。这两名高级军官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奋勇争先，一举攻破外城，安南士兵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日毫无动静的明军突然变成了猛虎，如此猛烈之进攻让他们的防线全面崩溃，士兵们四散奔逃。战火蔓延到了内城，此时安南军终于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大象，他们驱使大象攻击明军，希望能够挽回败局，然而，早有准备的张辅拿出了应对的方法。考虑到画的狮子虽然威武，但也只能吓人而已，不一定能吓大象，张辅另外准备了很多马匹，并把这些马匹的眼睛蒙了起来，在外面罩上狮子皮（画的），等到大象出现的时候便驱赶马匹往前冲，虽然从动物的天性来说，马绝对不敢和大象作对，但蒙上眼睛的马就算是恐龙来了也会往前冲的。与此同时，张辅还大量使用火枪攻击大象，杀伤力可能不大，但是火枪的威慑作用却相当厉害。在张辅的这几招作用下，安南军队的大象吓得不轻，结果纷纷掉头逃跑，冲散了后面准备捡便宜的安南军，在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后，安南军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明军一举攻克多邦城。多邦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南的抵抗意志，此后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克东都和西都，并于此年（永乐五年）五月，攻克安南全境，俘获胡氏父子，并押解回国，安南就此平定。

◆ 在安南平定后，朱棣曾下旨寻找陈氏后代，但并无结果，此时又有上千安南人向明朝政府请愿，表示安南以前就是中国领地，陈氏已无后代，希望能归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郡。朱棣同意了这一提议，并于永乐五年(1407)六月，改安南为交趾，并设置了布政使司，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自汉唐之后，安南又一次成为中国领土。

◆ 自明朝开国以来，蒙古这个邻居就始终让大明头疼不已，打仗无数次，谈判无数次，打完再谈，谈完再打，原来的元朝被打成了北元（后代称谓），再从北元被打成鞑靼（蒙古古称），可是不管怎么打，就是没消停过。几十年打下来，蒙古军队从政府军、正规军被打成了杂牌军、游击队，但该抢的地方还是抢，该来的时候还是来

◆ 经过与明朝的战争，北元的皇帝已经逐渐丧失了对蒙古全境的控制权。当时的蒙古已经分裂为三块，分别是蒙古本部（也就是后来的鞑靼）、瓦剌（这个名字大家应该熟悉）和兀良哈三卫。蒙古本部鞑靼我们介绍过了，他们占据着蒙古高原，由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又称作西蒙古，占据蒙古西部，在明初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兀良哈三卫，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参加过靖难的精锐朵颜三卫，

◆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派遣冯胜远征辽东。冯胜兵不血刃地降伏了纳哈出，并设置了 泰宁、福余、朵颜三卫 （军事单位）。后统称朵颜三卫，并在此安置投降的蒙古人。朱元璋将这些人划归宁王朱权统领之下。靖难之战中，朱棣绑架宁王，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想得到这些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而这些骑兵在靖难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战后，朱棣封赏了朵颜三卫，并与其互通贸易，他们占据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接受明朝的指挥。昔日的元帝国分裂成了三部分，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此三部分虽然都是蒙古人组成的部落，互相之间的关系却极为复杂，当然，这种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有意造成的。首先，鞑靼部落自认为是蒙古正统，瞧不起其他两个部落，而且他们和明朝有深仇大恨，一直以来都采取敌对态度。瓦剌就不同了，他们原先受黄金家族管辖，黄金家族衰落后，他们趁机崛起，企图获得蒙古的统治权。明朝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加以利用，他们通过给予瓦剌封号，并提供援助的方式扶持瓦剌势力，以对抗鞑靼。而在瓦剌首领马哈木心中，部落矛盾是大于民族矛盾的，他并不喜欢明朝，但他更加讨厌动不动就指手画脚以首领自居的鞑靼。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摆老大的架子。出于这一考虑，他和明朝政府达成了联盟。当然这种联盟是以外敌的存在为前提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情况变化，昨日的盟友就是明日的敌人。兀良哈三卫可以算是明朝的老朋友了，但这种朋友关系也是并不稳固的。虽然他们向明朝朝贡，并听从明朝的指挥，但他们毕竟是蒙古人，与鞑靼和瓦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是明朝，他可算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特长就是煽风点火。北元是他打垮的，瓦剌是他扶持的，兀良哈三卫是他安置的。搞这么多动作，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分解元帝国的势力，使其永不能翻身。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鞑靼和瓦剌打得死去活来，兀良哈在一旁看热闹，明朝不断给双方加油，看到哪方占优势就上去打一拳维护比赛平衡。如果成吉思汗在天有灵，见到这些不肖子孙互相打来打去，昔日风光无限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不知作何感想。

◆ 永乐七年(1409)七月，邱福正式领兵十万出发北征，在他出发前，朱棣不无担心地叮嘱他千万不可轻敌，要谨慎用兵，看准时机再与敌决战。邱福表示一定谨记，跟随他出发的还有四名将领，分别是副将王聪、霍亲，左右参将王忠、李远。此四人也绝非是等闲之辈，参加此次远征之前都已经被封为侯爵，战场经验丰富。朱棣亲自为大军送行，他相信如此强的兵力，加上有经验的将领，足可以狠狠地教训一下鞑靼。看着大军远去，朱棣的心中却有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多年的军事直觉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漏掉了什么。他思虑再三，终于想起，便立刻派人骑快马赶到邱福军中，只为了传达一句话。这句话是对邱福说的：“如果有人说敌人很容易战胜，你千万不要相信！”（军中有言敌易取者，慎勿信之。）邱福接收了皇帝指示，并表示一定不辜负皇帝的信任和期望。朱棣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支军队最大的隐患就在于轻敌冒进，而最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就是主帅邱福，在军队出发后，竟然还派人专程赶去传达这一指示，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朱棣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题在于，主帅邱福偏偏就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遇到这样的主帅，真是神仙都没办法。

◆ 永乐七年(1409)八月，远征军的战报传到了京城，战报简单明了：全军覆没。

◆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不但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邱福、王聪、霍亲、王忠、李远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沙场。朱棣震怒了，他打了很多年仗，多次死里逃生，恶仗乱仗见得多了，但像这样惨痛的败仗他还真没见过。邱福无能！无能！

◆ 在靖难之战后七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之前的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朱棣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是很罕有的，鞑靼已经领教过了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的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人生哲学“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次也不例外，为了给鞑靼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下达了总动员令，命令凡长江以北全部可以调动的士兵，立刻全部向北方集结，于是长江以北无数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始向集结地进发，到永乐八年(1410)一月，部队集结完毕，共五十万，朱棣自任统帅。与此同时，朱棣派遣使者分别向瓦剌和兀良哈传递消息，大致意思是大明马上就要出击鞑靼，希望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如果多事，大可连你们一起收拾。瓦剌和兀良哈都十分识时务，而且他们与鞑靼本来就有着矛盾，怎么肯花力气替自己的敌人出头？而此时的鞑靼却十分没有自知之明，击败明军后，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十分得意，甚至开始谋划恢复元帝国，重新做皇帝，因而对瓦剌和兀良哈更加傲慢。这两位尚在做美梦的仁兄根本不会想到，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只等砍下去了。在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后，朱棣终于率领着他的五十万大军出塞远征，目标直指鞑靼！八年未经战争的朱棣终于回到了战场，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熟悉，在他看来，江南水乡的秀丽和宁静远远比不上北方草原的辽阔与豪迈。丝竹之音、轻柔吴语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万马嘶鸣、号角嘹亮才是他的最爱！这就是朱棣，一个沉迷于战场搏杀，陶醉于金戈铁马的朱棣，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战士。朱棣率领着他的大军不断向北方挺进，当军队经过大伯颜山时，朱棣纵马登上山顶，远望大漠，唯见万里黄沙，极尽萧条，二十年前，他曾经远征经过此地，那一年他三十岁，这里还有很多人家，是繁华之地，如今却变成了一片荒漠。朱棣感叹良多，对身边的大臣说道：“元兴盛之时，这里都是民居之地啊。”容不得朱棣的更多感叹，大军于同年五月到达了几个月前邱福全军覆没的胪朐河，由于时间不长，四处仍然可见死难明军的尸骨和盔甲武器，很明显，蒙古军队管杀不管埋。朱棣看到了这一场景，便让手下的士兵们去寻找明军尸骨，并将他们就地埋葬，入土为安，然后他看着那条湍流不息的胪朐河，沉默不语，思索良久，才开口说道：“自此之后，此河就改名为饮马河吧。”

◆ 朱棣统帅下的明军有一套极有技术含量的战法和几支高素质的部队。战法问题过于复杂，我们下面再讨论，先说说明军的高素质部队：三大营。三大营是朱棣同志组建的部队，这支部队也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它们分别是： 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先说五军营，五军营并不是指五个军种，实际上，五军营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分为中军、左军、左掖军、右掖军、右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抽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下面说一下三千营，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五军营是明军主力，那么为什么还要单设一个三千营呢，这是因为三千营与五军营并不相同，它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三千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之所以叫三千营，是因为组建此营时，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实际人数当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朱棣手下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最后，我们要介绍朱棣手下最特殊的一支部队，神机营。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支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在明朝时候，人们称呼这些火器为神机炮，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是丧命于这些神机炮下。马哈木同志就不要哭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朱棣同志之所以要组建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我们看到朱棣同志沉痛地点了点头，没有错，在靖难的时候，朱棣同志主要使用的就是骑兵，但是盛庸先生却大量使用火器袭击他和他的军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朱棣同志自己也几次差点在战场上被干掉。这也使得朱棣同志深刻吸取了教训，在他后来组建军队时，便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在忽兰忽失温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在朱元璋时代，明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这些人使用骑兵作战堪称不世出之奇才，连靠骑兵起家的蒙古人也被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但除了他们率领的骑兵之外，明朝在军事上还有另一招看家本领，那就是火器。事实证明，中国人在发明火药之后，并不仅仅用它制作鞭炮，经过上百年的演化改进，明代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火器，包括火炮和火铳等，而相应于擅长使用骑兵的徐达等人，朱元璋的手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善于使用火器作战的将领。这些将领中的佼佼者就是邓愈和沐英。邓愈是偏好使用火器的，在洪都保卫战中，他的部下就曾经使用火器重创过陈友谅的军队，但朱元璋时代，对火器战术的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却并不是他，而是沐英。在那将星闪耀的年代，沐英并不如徐达等人那么耀眼夺目，但他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将领，洪武十四年，他随同傅友德、蓝玉攻击云南，虽不是主帅，但他的排名仅次于蓝玉，可见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傅友德、蓝玉先后奉调回京，朱元璋下令，沐英暂不回京，镇守云南。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然而沐英却迟迟没有等到调动工作的机会，慢慢地，他由临时工变成了合同工，他留在了云南。他死后，他的子孙也留在了云南，接着执行祖辈与朱元璋签订的那份长期镇守合同，从此沐氏就成为了云南的镇守者，而这份合同的年限也实在有点长——二百六十年，直到明朝灭亡。

◆ 沐英时代的云南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春城和旅游胜地，实际上，当时的云南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少数民族众多，且以造反为日常主要活动项目，云南之地少平原，骑兵没有多大作用，大部分的军事行动要靠步兵，本来毫无组织的少数民族应该不是训练有素的明朝步兵的对手，可偏偏当地有一种特产，而这种特产又是少数民族喜闻乐见，并极其乐于使用的。这种特产就是大象。话说大象这种动物，身高体胖皮厚，虽不惹事但也不好惹，连山中王老虎见了也要给它三分面子。当年象牙也没现在这么值钱，所以大象数量很多。当地少数民族造反时，总喜欢使用这种当地特产。明军骑马，反军骑大象，这仗怎么打？

◆ 克制大象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火器，火铳和火炮不但能够有效打击大象，在开枪时发出的响声还能起到威吓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明军唯一可以克制大象军团的方法。

◆ 所谓的要你命三板斧战法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行前列靠拢，并作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这轮齐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第一轮打击，也就是第一斧头。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这就是明军的第二斧头。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他们经常手持制骑兵武器（如长矛等），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这也是明军的最后一斧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系统，明军使用火器压制敌人骑兵推进挫其锐气后，立刻发动反突击，然后用步兵巩固战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这一系统的具体使用根据战场条件的不同各异，其细节操作过程也要复杂得多，比如多兵种部队的队形转换等，但其大致过程是相同的。

◆ 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沐英的三行战法一样，朱棣的这套战法在后来的时代里也有很多近似品。三百多年后，一位矮个子开始使用与朱棣类似的战法，他的战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可以看出，他的这套战法和朱棣时代的明军战法是比较类似的，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并最终找到了一份和朱棣相同的工作——皇帝。这位矮个子就是法国的拿破仑，他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天才总是有某些共通点的。

◆ 马哈木失败了，他的挑衅行为终于换来了教训，明白自己没有与明朝对抗的实力后，他也步阿鲁台后尘，于永乐十三年(1415)向明朝朝贡称臣。不过总体看来，马哈木这个人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至少比阿鲁台强，或者说他很识时务，可能是那惨烈的一仗给他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侵犯过明朝边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从史料来看，他也并没有闲着，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子孙的培养中。很明显，他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瓦剌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绝对不是明朝政府的对手，但他也明白，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从来都不是胜利的保障，统帅和参与战争的人才是最为关键的。事实证明，他确实培养出了堪称英才的下一代。他的儿子叫脱欢，二十年后杀掉了鞑靼首领阿鲁台，最终统一了蒙古。他的孙子叫额森，这位仁兄比他老子还厉害，干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事，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先。

◆ 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地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解缙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的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作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内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此之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之后的叙述中，这个机构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文章中，无数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殊目的建立的部门几百年来都笼罩着神秘色彩，它的名字也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东厂。

◆ 宦官最可靠，虽然这些家伙没文化，身体还有残疾（特等），大部分还有点变态心理（可以理解），但毕竟曾经帮助我篡位，一直在我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 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直接向我汇报请示，办公地点就设在东安门吧，这样调动也方便点。至于名字，既然总部在东安门，就叫东厂吧。

◆ 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设置东厂，这个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其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实在罕有匹敌。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所以被命名为东厂，家住北京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原址看看，具体地址是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

◆ 自从这个机构成立后，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霉，连锦衣卫也跟着郁闷，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特务，东厂的人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锦衣卫的地位大受影响。在东厂成立之前，锦衣卫也算是个有前途的职业，许多“有志青年”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于明朝的特务事业，但东厂机构出现后，其势头就盖过了锦衣卫，抢了锦衣卫的风头。原因也很简单，东厂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而且其首领东厂掌印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也不是锦衣卫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能够相比的。所以在之后的明代历史发展中，原本是平级的锦衣卫和东厂逐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有些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掌印太监甚至要下跪叩头。

◆ 洪武六年(1373)，罗家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还是小孩儿的杨士奇被触动了，他想起了自己故去的父亲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也想祭拜自己的父亲和亲人。可是罗家的祠堂绝不会有杨家的位置，而且如果他公开祭祀自己的家人，恐怕是不会让继父罗性高兴的。这个年仅八岁的小男孩却并未放弃，他从外面捡来土块，做成神位的样子，找到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郑重地向自己亡故的父亲跪拜行礼。杨士奇所不知道的是，他这自以为隐秘的行为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这个人正是罗性。不久之后，罗性找到了杨士奇，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他祭拜祖先的行为，还告知他从今往后，恢复他的杨姓，不再跟自己姓罗。杨士奇十分惊慌，他以为是罗性不想再养他，要将他赶出门去。罗性却摇了摇头，叹息道：“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希望你将来能够略微照顾一下他们。”他接着感叹道：“你才八岁，却能够寄人篱下而不堕其志，不忘祖先，你将来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将来你必定不会辱没生父的姓氏。”罗性是对的，有志从来不在年高。

◆ 杨士奇的一个朋友家里也十分穷困，但他没有别的谋生之道，家里还有老人要养，实在过不下去了。杨士奇主动找到他，问他有没有读过四书，这个人虽然穷点，学问还是有的，便回答说读过。杨士奇当即表示，自己可以把教的学生分一半给他，并将教书的报酬也分一半给他。他的这位朋友十分感动，因为他知道，杨士奇也有母亲要养，家境也很贫穷，在如此的情况下，竟然还能这样仗义，实在太不简单。少了一半收入的杨士奇回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他本以为母亲会不高兴，毕竟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家也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母亲却十分高兴地对他说：“你能够这样做，不枉我养育你成人啊！”是的，穷人也是有尊严和信义的，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理的母亲，后来的杨士奇才能成为一代名臣。杨士奇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在困难中不断努力，在贫困中坚持信念，最终成就事业。人穷，志不可短！

◆ 而杨士奇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其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刚出道时要低调，再低调。

◆ 杨荣竟然对他说，现在不应该进宫即位。不应该即位？笑话！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装了那么久的傻，死了那么多的人，无非只是为了皇位，可眼前的这个书生竟然敢阻止我即位，凭什么！真是可笑！在场的人几乎已经认定杨荣发疯了，准备替他收尸。但杨荣真的阻止了朱棣的即位，还让朱棣心悦诚服照办，而他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竟然只用了一句话。“殿下是应该先去祭陵呢，还是先去即位呢？”（先遏陵乎，先即位乎？）一语惊醒梦中人。

◆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杨荣已经精明到了极点，他摸透了朱棣的心理，也看透了遮羞布下权力斗争的真相。这样的一个人比他的上级方孝孺、黄子澄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同样老奸巨猾的朱棣从此记住了这个叫杨荣的人，在他即位后便重用杨荣，并将其召入内阁，成为七人内阁中的一员。当时的内阁七人都是名满天下之辈，而在他们中间，杨荣并不显眼，他没有解缙的才学，也没有杨士奇的政务能力，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人，但这决不是他的能力不行，事实上，他所擅长的是另一种本领——谋断。所谓谋断就是谋略和判断，这些本应是姚广孝那一类人的专长，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应该是个老实读书人的杨荣居然会擅长这些，实在令人费解，但他善于判断形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下面的这个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天晚上，边关突然传来急报，宁夏被蒙古军队围攻，守将派人几百里加急报信，这是紧急军情，朱棣也连忙起身去内阁找阁臣讨论如何处理（内阁有24小时值班制度，七天一换），偏巧那天晚上，值班的正是杨荣。朱棣风风火火地来到内阁，把奏报交给杨荣看，问他有什么意见。出乎朱棣预料，杨荣看完后没有丝毫慌乱，表情轻松自然，大有一副太监不急皇帝急的势头。朱棣又气又急，杨荣却慢条斯理地对他说：“请陛下再等一会儿，宁夏一定会有第二份解围奏报送来的。”朱棣好奇地看着他，让他说出理由，杨荣此刻也不敢再玩儿深沉，因为朱棣不是一个对大臣很有耐心的人。杨荣胸有成竹地说道：“我了解宁夏的情况，那里城防坚固，而且长期作战，士兵经验丰富，足以抵御周围的蒙古军队。从他们发出第一份奏报的日期来看，距离今天已过去十余天，此刻宁夏应该已经解围了，必然会发出第二份奏报。”不久之后，朱棣果然收到了第二份解围的奏报，自认料事如神的朱棣对杨荣也十分佩服，并交给他一个更为光荣的任务——从军。朱棣认识到， 杨荣是一个能谋善断的人，在对蒙古作战中，这样的人才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在永乐十二年(1414)的那次远征中，杨荣随同朱棣出行，表现良好，获得了朱棣的信任。 朱棣便将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印信交给杨荣保管，而且军中但凡宣诏等事务，必须得到杨荣的奏报才会发出，可以说，杨荣就是朱棣的私人秘书。朱棣之所以如此信任杨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这个人处事不偏不倚，也不参与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夺位之争，没有帮派背景，当然，这仅仅是朱棣的想法而已。朱棣想不到的是，这个看上去十分听话的杨荣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朱棣将印信和奏报之权授予杨荣，只是为了要他好好干活，然而这位杨荣却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件关键的事情。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病逝之时，那个当机立断，驰奔上千里向太子报告朱棣已死的消息，为太子登基争取宝贵时间，制定周密计划的人，正是一向为人低调的杨荣。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和杨士奇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

◆ 朱高煦一直不服气。这也很容易理解，他长得一表人才，相貌英俊，且有优秀的军事才能，相比之下，自己的那个哥哥不但是个大胖子，还是个瘸子，连走路都要人扶，更别谈骑马了。简直就是个废人。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废人，将来要做自己的主人！谁让人家生得早呢？自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靖难的时候，拼老命为父亲的江山搏杀，数次出生入死，却总是被父亲忽悠，虽得到了一句“勉之，世子多疾！”的空话，却从此就没有了下文。干了那么多的事，却什么回报都没有，朱高煦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他恨朱高炽，更恨说话不算数的父亲朱棣。想做皇帝，只能靠自己了。不择手段、不论方法，一定要把皇位抢过来！朱高煦不知道的是，他确实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朱棣是明代厚黑学的专家，水平很高，说谎抵赖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在选择太子这件事情上，他却并没有骗人，他确实是想立朱高煦的。

◆ 父亲总是喜欢像自己的儿子，朱高煦就很像自己，都很英武、都很擅长军事、都很精明，也都很无赖。朱高炽却大不相同，这个儿子胖得像头猪，臃肿不堪，小时候得病成了瘸子（可能是小儿麻痹症），走路都要人扶，简直就是半个废人。朱棣实在想不通，如此英明神武的自己，怎么会有个这样的儿子。除了外貌，朱高炽在性格上也和朱棣截然相反，他是个老实人，品性温和，虽然对父亲十分尊重，但对其对待建文帝大臣的残忍行为十分不满，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讨朱棣的喜欢。于是朱棣开始征求群臣的意见，为换人作准备，他先问自己手下的武将，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武将：战友上台将来好办事啊。之后他又去问文臣，得到的答复也很统一——立朱高炽。文臣：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一向精明的朱棣也没了主意，便找来解缙，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从此朱棣开始倾向于立朱高炽。

◆ 但在此之后，禁不住朱高煦一派大臣的游说，朱棣又有些动摇，立太子一事也就搁置了下来，无数大臣反复劝说，但朱棣就是不立太子，朱高炽派大臣十分明白，朱棣是想立朱高煦的。于是，朱高炽派第一干将解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心理战。不久之后，有大臣画了一幅画（极有可能是有人预先安排的），画中一头老虎带着一群幼虎，作父子相亲状。朱棣也亲来观看，此时站在他身边的解缙突然站了出来，拿起毛笔，不由分说地在画上题了这样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高！实在是高！解缙的这首打油诗做得并不高明，却很实用，所谓百兽尊不就是皇帝吗，这首诗就是告诉朱棣，你是皇帝，天下归你所有，但父子之情是无法替代也不应抛开的。朱高煦深受你的宠爱，但你也不应该忘记朱高炽和你的父子之情啊。解缙的判断没有错，朱棣停下了脚步，他被深深地打动了。是啊，虽然朱高炽是半个废人，虽然他不如朱高煦能干，但他也是我的儿子，是我亲自抚养长大的亲生儿子啊！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从没有犯错，不应该对他不公啊。就在那一刻，朱棣作出了决定。他命令，立刻召见朱高炽，并正式册封他为太子（上感其意，立召太子归，至是遂立之）。从此朱高炽成为了太子，他终于放心了，支持他的太子党大臣们也终于放心了。这场夺位之争似乎就要以朱高炽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场争斗才刚开始。

◆ 做官时一定要低调。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七年(1409)七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带赐给他一座豪宅，换了别人，估计早就高高兴兴地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杨士奇却拒绝了。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这么大的豪宅。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自永乐二年(1404)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官名），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却一次又一次地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执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仁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杨士奇相信自己的判断。秉持着这个信念，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携手并肩，走过了二十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

◆ ，而在永乐十年(1412)的风波之后，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了。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和群众（大臣）们打成一片，能独立处理政事，威望很高的话，那太子一定完蛋了。你爹还在呢，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想抢班夺权，让老爹不得好死啊。既然这个答案不行，那么我们换一个答案：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不理政事，疏远大臣，有事情就交给下面去办，没有什么威信。这样回答的话，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

◆ 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复发生呢？答案很简单：权力。谁分我的权，我就要谁的命！（儿子也不例外）朱棣很明白，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而在此之前，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为了帝国的未来，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的机会，但他更明白，要想得一个善终，混个自然死亡，不至于七八十岁还被拉出去砍头，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儿子是不能相信的，老婆是不能相信的，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这就是皇帝的悲哀。

◆ 好了，现在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但对于不对的意见，也绝不会随便同意，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这就是水平啊，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实在不简单。既勤恳干活礼贤下士，又能够群而不党，与大臣保持距离，在杨士奇的描述下，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

◆ 这次朱棣没有遮遮掩掩，他直截了当地问杨士奇，太子是否有二心，不然为何违反礼仪，迟缓接驾？（这在朱棣看来是藐视自己）在此之前，也有人也劝过杨士奇要识时务，太子已经不行了，应该早作打算。杨士奇用自己的答案回复了朱棣，也回复了这些人的“建议”。杨士奇答道：“太子对您一直尊敬孝顺，这次的事情是我们臣下没有作好准备工作，罪责在我们臣下，与太子无关（太子孝敬，凡所稽迟，皆臣等罪。）。”说完，他抬起头，无畏地迎接朱棣锐利的目光。朱棣终于释然了，既然不是太子的本意，既然太子并不是有意怠慢，自己也就放心了。就这样，悬崖边上的朱高炽又被杨士奇拉了回来。杨士奇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在太子势孤的情况下，主动替太子承担责任，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要知道，朱棣不整太子，对他们这些东宫官员们却不会手软。与他一同辅佐太子的人都已经进了监狱，只剩下了他暂时幸免，但他却主动将责任归于自己，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牵连太子。

◆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被摘掉是迟早的事情，继续跟随他并不明智，还很容易成为朱高煦打击的对象，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风雨飘摇中依然坚持支持太子的杨士奇，不是一个投机者。就如同三十年前，他身处穷困，却仍然无私援助那位朋友一样；三十年后，他又做出了足以让自己母亲欣慰的事情。三十年过去了，虽然他已身处高位，锦衣玉食，他的所作所为却并没有违背他的人生信条。人穷志不短，患难见真情。

◆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北京庆寿寺。朱棣带着急促的脚步走进了寺里，他不是来拜佛的，他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向一个人告别，向一个朋友告别。八十四岁的姚广孝已经无力起身迎接他的朋友，长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耗干了他的所有精力，当年那个年过花甲却仍满怀抱负的阴谋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无力老者。此时的姚广孝感慨良多，洪武十八年(1385)的那次相遇不但改变了朱棣的一生，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此之后，他为这位野心家效力，奇计百出，立下汗马功劳，同吃同住同劳动（造反应该也算是一种劳动）的生活培养了他和朱棣深厚的感情，朱棣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这并不奇怪，野心家的朋友一般都是阴谋家。在朱棣取得皇位后，姚广孝也一下子从穷和尚变成了富方丈，他可以向朱棣要房子、车子（马车）、美女、金银财宝，而朱棣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作为打下这座江山的第一功臣，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可他什么也不要。金银赏赐退了回去，宫女退了回去，房屋宅第退了回去，他没有留头发，还是光着脑袋去上朝，回家后换上僧人服装，住在寺庙里，接着做他的和尚。他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抱负实现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他还十分清楚自己的那位“朋友”朱棣根本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密，比他还聪明的人一直守在身边的。所以他隐藏了自己，只求平静地生活下去。综观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中青年时代不得志，到了六十岁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干的还是造反这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劳动保险的特种行业。等到造反成功也不能太过招摇，只能继续在寺庙里吃素，而且他也没有类似抽烟喝酒逛窑子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的生活实在很无趣。他谋划推翻了一个政权，又参与重建了一个政权，却并没有得到什么，而在某些人看来，他除了挣下一个助纣为虐的阴谋家名声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他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他之前的行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还曾经劝阻过朱棣不要大开杀戒，虽然并没有成功，却也能看出此人并非残忍好杀之辈。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恶名，因为他毕竟是煽动造反的不义之徒，旁人怎么看倒也无所谓，最让他痛苦的是，连他唯一的亲人和身边的密友也对他嗤之以鼻。永乐二年(1404)八月，姚广孝回到了家乡长洲，此时他已经是朝廷的重臣，并被封为太子少师，与之前落魄之时大不相同，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父母已经去世，他最亲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他兴冲冲地赶去姐姐家，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分享自己的荣耀，但他的姐姐却对他闭门不见（姊不纳），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见青年时候的好友王宾，可是王宾也不愿意见他（宾亦不见），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深刻表达了王宾对他的情感：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姚广孝终于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原先虽然穷困，但毕竟还有亲人和朋友，现在大权在握，官袍加身，身边的人却纷纷离他而去。

◆ 姚广孝释然了，他曾亲眼看见在自己的阴谋策划之下，无数人死于非命，从方孝孺到黄子澄，凌迟、灭族，这些无比残忍的罪行就发生在自己面前，他曾劝阻过，却无能为力。虽然这些人并非直接死在自己手上，但他确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虽然他不是善男信女，但他也不是泯灭人性的恶魔。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亲人朋友的离去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因为他而死去，他却背负着罪恶活了下来。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不是为了救赎溥洽，而是为了救赎他自己的灵魂。精神上得到解脱的姚广孝最终也得到了肉体的解脱，三月十八日，姚广孝病死于北京庆寿寺，年八十四。这位永乐年间最伟大的阴谋家终于含笑离开了人世，他付出了很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他的前半生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抱负，后半生却背负着罪恶感孤独地生活着。无论如何，对于他而言，一切都已结束。朱棣遵守了他的诺言，放出了溥洽，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出于对自己老朋友的承诺。皇位夺下来了，首都迁过去了，大典修完了，南洋逛遍了，安南平定了，瓦剌、鞑靼没戏唱了。现在唯一的老朋友也走了。这场戏演到现在，也差不多了，当年三十一岁的青年朱棣起兵造反，最终夺得天下，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几十年中，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也做了。但综合来看，他确实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上面列出的那些政绩里的任何一条都很难做到、做好，但他却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做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实在不容易啊。

◆ 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

◆ 胡濙终于回来了。十六年前，他接受了秘密的使命，独自出行两湖江浙，探访大小寺庙，只为了寻找朱允炆的行踪，十年之间费尽心力，却毫无收获。胡濙十分清楚，朱棣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自他接受这个任务起，自己的命运就只剩下了两种结局，要么找到朱允炆，要么继续寻找，直到自己死去，另一个人来接替他。没有同伴，没有朋友，不能倾诉也无法倾诉，胡濙就这样苦苦寻找了十几年，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连母亲去世他也无法回家探望，因为在使命完成之前，他没有回家的权利。

◆ 赞曰：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