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朱由校-天启

◆ 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做王安。王安，河北雄县人，四十多年前，他进入皇宫，那时，他的上司叫冯保。二十六年前，他得到了新的任命，到一个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陪一个谁也不愿意陪的人。这个人就是没人待见，连名分都没有的皇长子朱常洛。王安是个好人，至少是个识货的人。当朱常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坚定且始终站在了原地，无论是“争国本”，还是“梃击”都竭尽全力，证明了他的忠诚。朱常洛成为明光宗之后，他成为了司礼秉笔太监，掌控宫中大权。这位王安仁兄最喜欢的人，是东林党，因为一直以来，东林党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而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李选侍，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欺负后宫的一位王才人，而这位王才人，恰好就是皇长子朱由校的母亲。此刻还不下烂药，更待何时？刘一璟大怒，大吼一声：“谁敢藏匿天子！”可是吼完了，就没辙了，因为这毕竟是宫里，人躲在里面，你总不能破门而入去抢人吧。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让李选侍心甘情愿地交人，然后送到门口，挥手致意。这似乎绝不可能，但是王安说，这是可能的。随后，他进入了暖阁。面对李选侍，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太监的素质，他虽没有抢人的体力，却有骗人的智力。他对李选侍说，现在情况特殊，必须让皇长子出面，安排先皇的丧事，安抚大家的情绪，事情一完，人就能回来。其实这谎扯得不圆，可是糊弄李选侍是够了。她立即叫出了朱由校。然而，就在她把人交给王安的那一瞬间，却突然醒悟了过来！她随即拉住了朱由校的衣服，死死拉住，不肯松手。王安知道，动粗的时候到了，他决定欺负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因为太监虽说不男不女，可论力气，比李小姐还是要大一些。王安一把拉过朱由校，冲出了暖阁。当门外的顾命大臣们看见皇长子的那一刻，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于是，在先皇的尸体（估计还热着）旁，新任皇帝接受了顾命大臣们的齐声问候：万岁！“万岁”喊完了，就该跑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人，再不跑就真是傻子了。具体的逃跑方法是，王安开路，刘一璟拉住朱由校的左手，英国公张维贤拉住朱由校的右手，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走中间，杨涟断后。就这样，朱由校被这群活像绑匪（实际上也是）的朝廷大臣带了出去。事情正如所料，当他们刚刚走出乾清宫的时候，背后便传来了李选侍尖利的叫喊声：“哥儿（指朱由校），回来！”李大姐这嗓子太突然了，虽然没要人命，却把顾命大臣们吓了一跳。他们本来在乾清宫外准备了轿子，正在等轿夫来把皇子抬走，听到声音后，脚一跺，不能再等了！不等，就只能自己抬，情急之下，几位高干一拥而上，去抬轿子。这四位高级轿夫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嘉谟、给事中杨涟、内阁大学士刘一璟、英国公张维贤。前面几位大家都熟，而最后这位张维贤，是最高世袭公爵，他的祖先，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除杨涟外，职务最低的是部长。我又查了一下年龄，最年轻的杨涟，当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看来人急眼了，还真敢拼命。就这样，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离开了乾清宫。他们的目标，是文华殿，只要到达那里，完成大礼，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

◆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最终，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 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 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守了三天。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 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兵败了！兵败了！”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力。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臣力竭矣！”随即自刎而死。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王化贞十分高兴。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

◆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熊廷弼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晚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事情到这份儿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了整个辽东。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但是他做了。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 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即天启五年(1625)，就被干掉了。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1632)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此时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

◆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吗？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其他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它的隐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这个人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光明了一个月。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儿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我也不知如何决断。”幸好后面还有一句：“让我去看看吧。”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是的，没错啊。”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王同学彻底无语了。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资格。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他成功了。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 天启三年(1623)，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作痛哭流涕忏悔状。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儿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上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袁崇焕没有吱声。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上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不是领导，没有上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上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应该是对的。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 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的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防线（山海关—宁远）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 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汉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对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 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丘八的道路。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要重要得多。天启初年（约1621）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上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 毛文龙 ，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 满桂 ，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 赵率教 ，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既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反面典型。

◆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他一个问题：“现在这里有多少人？”赵率教回答：“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 天启元年(1621)，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拥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守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 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训养了若干士兵。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 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祖大寿、吴襄、满桂、赵率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綎、杜松、王化贞、袁应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拨人的下场估计也差不多。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 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 所谓 八大贝勒 ，分别是指 代善、阿敏、莽尔古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多尔衮。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

◆ 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东林党，被毁灭了

◆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是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汪布衣小时候的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局长。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的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是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答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答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王安很喜欢汪文言。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一年后，他赌赢了。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宦海沉浮的经验，作出了一个判断。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爌，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是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上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疏弹劾，兴风作浪。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订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和，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疏，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 我相信，明代皇宫坐月子的水平就算比不上今天，也差不到哪儿去，搞出这么个百分百死亡率，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

◆ 除了皇帝的儿子外，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比如裕妃，原本很受皇帝宠信，但由于怀了孕，魏忠贤决定整整她，联合客氏，把她发配到冷宫。更恶劣的是，他还调走了裕妃身边的宫女，让她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连水都没给，最后终于死于饥渴。此外，慧妃、容妃，甚至皇后，只要是得皇帝宠幸的、能生儿子的，全部都挨过整。魏忠贤的努力，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虽然竭尽全力，身心健康，依然毫无收获。魏忠贤的动机很简单，他并不想当皇帝，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长大后比他爹聪明，不受自己控制，就不好混了。这个算盘没有打错，毕竟皇帝大人才二十二岁，还有很多时间，先享个十几年的福，再让他生儿子也不迟。更何况从大臣到太监，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即使新皇帝即位，也是自己说了算，世间已没有敌人了。天启六年(1626)，情况大抵如此。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二十二岁，不过历史记载，他临终时，也只有二十三岁。

◆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病危。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十七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

◆ 他找到客氏，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宫里的事是他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她：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我管，你要不听话，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她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非常高兴。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就只剩一团糨糊了。所以魏忠贤相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但有心眼，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她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和什么梃击、红丸、移宫、三党、东林党、六君子，统统没有关系。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也没人征求他的意见。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吾弟当为尧舜。”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知道。朱由检惊呆了，像这种事，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而且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没准儿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他随即作出了答复：“臣死罪！”意思是：我不敢答应。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一日。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八月二十二日，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 年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