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朱由检-崇祯

◆ 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三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三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不要吃宫里的东西（勿食宫中食）！”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张皇后有点儿杞人忧天，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大饼），就藏在袖子里。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

◆ 在许多的史书中，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里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 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 据统计，自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几个月里，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疏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这些奏疏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内容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心中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效果很明显，魏忠贤倒台一个月里，崇祯毫无动静，除客氏、崔呈秀外，大家过得都还不错。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儿，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所以，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个看法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而崇祯，属于少数派。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比如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一万人，杀，两万人，杀杀，三万人，杀杀杀。无非多说几个杀字，不费劲儿。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一样。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就全撤，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转吗？这年头，看门的狗难找，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谁怕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奏疏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很简单，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疏抓人，贼准。十一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动手。

◆ 亲信太监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 王体乾了。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但奇怪的是，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却惊奇地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共有八等），罪名是谄附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据史料分析，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

◆ 刘若愚了。这位仁兄，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儿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可他没死。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在此之前，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酌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

◆ 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 关于这十个人，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耕，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许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涟脑门儿。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经刑部、都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这份判决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皇帝表态，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以上十人，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鉴于有群众反映，以上几人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燮龙、田吉各一千两。结案。报上去后，崇祯怒了。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五千、三千，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们了。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很不凑巧，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按苏茂相、曹思诚、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耕和许显纯死刑，其他的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没错，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燮龙，杀！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戮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

◆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不管了，接着糊弄：“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崇祯冷笑：“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看看吧。”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 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订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儿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 作为“七君子”中黄尊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这一原理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善莫大焉。

◆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怂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答案。答案是一声惨叫。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答案是“能”。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儿，那时，没有人阻止他。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但黑锅得大家背。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无论是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待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赶走了。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自有人解决他们，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大明是法制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疏，要为父亲魏大中申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疏，为父亲杨涟申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疏，为父亲周顺昌申冤。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上疏，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 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概其一生。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没人干，尽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就是他自己。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务尽，矫枉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统统滚他娘的。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举动，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像杨涟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反攻倒算，打工一族，何苦呢？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作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相对而言， 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 ，就有点儿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 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 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但问题是，怎么整顿。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靠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坠海而亡。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儿，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的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没有粮食吃，就吃人。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 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儿地方特色。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没官做，也得找事做。西北一带的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剽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儿潜规则，多少能捞点儿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 ，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他不是故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可惜，全都偶然了。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凉拌，开抢！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字）以上人等，全部归降。这些人是干吗的，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一点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都投降了。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糨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答案是，为了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呢？有钱、有粮食。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杨鹤有钱、有粮食吗？没有。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 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例外总是有的。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疏，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 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洪承畴接到了救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戴氏，夫人。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 万历四十三年(1615)，洪承畴二十三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十九名。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十七名，二甲。

◆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是光荣退休。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梁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这是事实，不是据说。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在洪承畴的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没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儿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的时候，这里的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 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 对曹文诏这个人，洪承畴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大将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然后，他来到了西北。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啰，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儿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儿，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相似。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塌天——刘国能；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儿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 崇祯六年(1633)二月，曹文诏开始攻击。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不用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 他的第二站，是盂县。盂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 双方在盂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 曹文诏毫不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

◆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其实打到这个份儿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儿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 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

◆ 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工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

◆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也不好色（没有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这是第一次。

◆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儿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儿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大祸就此酿成。

◆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杀光了，就没事了。

◆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儿。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一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没办法，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儿，最后只能去从军。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儿积蓄。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儿，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如是说。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李自成有一首诗叫《吃螃蟹》，其中有一句： 一身甲胄任横行。 被预言：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 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崇祯二年，饭碗没了。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一年后，王左桂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儿兵油子的感觉。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了，相当靠谱。

◆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儿晕了过去。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但醒过来之后，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作检讨。请注意，不是让人作检讨，而是自己作检讨。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作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 崇祯八年(1635)六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民军。曹文诏的攻击目标，是十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自打开战起，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的。

◆ 三万个死拼的人，对一千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十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眼看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了曹文诏，就喊了一句：“将军救我！”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这个人是民军的一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这就是曹总兵！”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民军集结千人，群拥而上围攻曹文诏。曹文诏麻烦了，此时，他的手下已经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必死无疑。必死无疑的曹文诏，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曹文诏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曹文诏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

◆ 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任时开始。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理。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奇瑜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当时全国，总共只有十三个省，洪承畴管五个，他管五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你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昇。对大多数人而言，卢象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就长相而言，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卢象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滋润，雇工的雇工，看戏的看戏。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 卢象昇。所谓猛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

◆ 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 卢阎王 ，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之前我说过，卢象昇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他的手很黑。卢象昇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

◆ 卢象昇的军队断粮三天，没有一个逃兵。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水浆不入口），此即所谓身先士卒。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

◆ 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十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象昇的两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三万多人。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四个字——气数已尽。十几万士兵、下属被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有的，比如，变成光棍司令。

◆ 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不含糊。更难得的是，她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在管账的时候，她见到了高杰。高杰，米脂人，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铁哥们，也是会生锈的。

◆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钛哥们，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了。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

◆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昇，又去了辽东，现在，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儿，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 传庭死，而明亡矣。传庭者，孙传庭也。

◆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主要的工作，是人事干部。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在崇祯九年(1636)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 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儿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儿用。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的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人想明白。

◆ 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儿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

◆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终究到此为止。

◆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我用你太晚了！”

◆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浑蛋，一种叫王八蛋。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儿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 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儿架子没有。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在工作中，他反应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收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的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的高明。

◆ 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商量半天，办法有了。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体仁有党！”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据说当时温体仁就晕了过去。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

◆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 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儿，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不下雨。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词拒绝。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儿。

◆ 高阳失陷了。高阳，位处直隶（今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啃动。无论怎么看，都够意思了。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清军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七十六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很明显，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象昇，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老八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这种死心眼，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失望的清军发动了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都是这么办的。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这就是气节。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听说此事的卢象昇，终于下定了决心。

◆ 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十倍，锋芒正锐。弄清眼前形势的卢象昇，走出了大营。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者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十二月二十一日，卢象昇率五千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出发的时候，卢象昇身穿孝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前进至钜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昇部。面对强敌，卢象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昇明白，败局已定了，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死时，才刚满四十岁。他死的时候，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二十四箭而死。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昇是个很特殊的人，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中庸》有云：“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

◆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 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局势大好。士为知己者死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儿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左良玉回复：有病。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因为世道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 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脑袋。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 守锦州的，是祖大寿。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的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就没戏了。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昇死了，杨嗣昌快死了。只有洪承畴。问题解决了，办事。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洪承畴出兵了。

◆ 但事实告诉我们，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了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到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双方对峙一年。六月底，出事了。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松山攻击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皇太极回家）没有提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晕了，一年都没动静，忽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松山。但是，有个问题。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一般说来，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拿张手纸塞着，也还凑合。但皇太极的这个鼻血，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没个停，连续流了好几天，都没办法。但军情紧急，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面，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松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反正我是始终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会战地点，松山，双方亮出底牌。清军，总兵力（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共计十二万，洪承畴，总兵力共计十三万，双方大致相等。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自己去想。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

◆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打开了城门，二月十九日洪承畴被俘。几个月后，无计可施的祖大寿终于投降，这次，他是真的投降了。自崇祯十三年(1641)至崇祯十五年(1643)，明朝和清朝在松山、锦州一带会战，以明军失利告终，史称“松锦大战”。除宁远外，辽东全境陷落，从此，明朝在关外，已无可战之兵。

◆ 按目击者的说法，洪承畴同志被抓之后，非常坚强，表示啥也别说了，给我一刀就行，后来英勇就义，眼睛都没眨，很勇敢、很义气。所以崇祯很是感动，他亲自主持了洪承畴同志的追悼会，还给他修了坛（明朝最高规格葬礼），以表彰他英勇就义的精神。洪承畴没有就义，他投降了。当然，他刚被俘的时候，还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没有投降。结果过了几天，由于平时没有注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时刻没能挺住，还是投降了。至于他投降后的种种传奇，就不说了，可以直接跳过，说说他的结局。清朝统一中原时，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清朝统一中原后，洪承畴由于立下大功，干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被剥夺一切官职，光荣退休。后来他死了，死后追封爵位，三等阿达哈哈番，这是满语，汉语翻译过来，是三等轻车都尉。

◆ 如果你不清楚清朝爵位制度，我可以解释，高级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个爵位，又分一到三等，一等为最高。男爵再往下一等，就是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是轻车都尉中的最低等。我查了一下，大致是个从三品级别。我记得洪承畴活着给明朝打工时，就是从一品太子太保，死了变从三品，有性格。后来又过了几十年，乾隆发话，要编本书，叫做《贰臣传》。所谓贰臣，通俗点儿说，就是叛徒，洪承畴同志以其光辉业绩，入选叛徒甲等。在此之前，似乎就是乾隆同志，还曾发话，说抗清而死的黄道周，堪称圣人，说史可法是英雄，要给他立碑塑像。我又想起了陈佩斯那个经典小品里的台词：“叛徒，神气什么！”好像还是这个小品，另一句话是：“你说我当时要是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絮絮叨叨说这几句，只是想说：-

• 一　历史证明，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同志瞧不起的人，敌人也瞧不起。
• 二　黄道周挺过来了，我敬佩；卢象昇挺过来了，我景仰；洪承畴没挺过来，我鄙视，但理解。咬牙挺过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接受，但我理解。

◆ 据说打崇祯十二年起，崇祯同志经常做梦，梦见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上，写了一个字——有。这是个很奇怪的梦，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把这个梦告诉文武大臣，让他们帮忙解释。大家听说，都说很好，说很吉利，我想了想，有道理，因为有，总比没有好。然而，有一个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叫王承恩，是崇祯的贴身太监。散朝后，他找到了崇祯，对他说出了这个梦境的真实意义，可怕的寓意——大明将亡。 按照王承恩的解释，这个有，实际上是两个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撇，下面，是明字少半边。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明，要少一半。 崇祯不信，不敢信，大明江山，自打朱重八起，二百多年，难道要毁在自己手上？个人认为，崇祯同志过于忧虑了，因为毁不毁，这事不由他。但这个梦实在比较准，我查了一下，他做梦的时间，大致就是那个毁他江山的人，出现的时间。崇祯十二年(1639)，一个人从深山中走出。他的随从很少，很单薄，且很不起眼，无论是张献忠，还是皇太极，他都望尘莫及。但命中注定，他才是最终改变一切的人，五年之后。这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李自成。

◆ 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两百多年未遇之大旱，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的很难。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 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等到崇祯十四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昇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在一次检讨会上，他紧绷了十四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登基十四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啊！”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同情他。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您的错。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气数。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俩字。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然后接着大哭。

◆ 李自成正在前进，在属于他的气数上，大踏步地前进。在河南，他毫不费力地招募了十几万人。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占领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以及我们的老熟人福王朱常洵。

◆ 李自成同志依然在前进，一年后，他进入陕西，击败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猛人孙传庭，占领西安。明军就此再无还手之力。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西安，集结所有兵力，准备向京城出发，他将终结这已延续二百七十多年的帝国。在出发前，他发出了一道檄文，文中有八个字：“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 上台以前，憋足了劲儿要干掉那个死人妖，死人妖干掉了，又出来党争，后金入侵，看准了袁崇焕，要他出来上岗，一顿折腾，后金没能折腾回去，袁督师倒给折腾没了。本想着卧薪尝胆，忍几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再去收复大好河山，结果出了天灾，又出来若干人等造反。调兵，干掉若干人等，若干人等被干掉，又出来了若干更狠的人（比如张献忠、李自成），再调兵，把若干更狠的人又打下去，投降的投降，跑的跑，正准备一鼓作气……清军打进来了。好吧，那就去打清军，全部主力调到辽东，打个一年半载，好不容易把人熬走，后院又起火了，投降的不投降，跑进去的又跑出来。很巧，又是灾荒，大荒，没法活，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造反。

◆ 崇祯并非一个温和的人，他很急躁，很用力，用今天的话说，叫用力过猛，但那个烂摊子，不用力过猛，只能收摊。崇祯很节俭，他的衣服、袜子，都打了补丁。请注意，打补丁的，并不一定很节俭，往往很浪费，比如后来清朝的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让人去打了个补丁，五十两白银，这哥们全然是败家的，还说特便宜。而崇祯的补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费。此外，崇祯还有个特点：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的破衣服就会飘出来——节俭是节俭，脸面还是要的。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着干。简单地说，崇祯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什么都要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言官），就是看人吵架（党争），穿得破烂，吃得也少，跟老婆困觉较少，只睡五六小时，时不时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打过来、西边打过去、祖坟被人烧了、部将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这工作，谁干？最不幸的是，崇祯同志以上所有的不幸，都无法换来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努力，终究失败。但比最不幸更不幸的是（简称最最不幸），崇祯知道这点。知道结局（注：悲剧），也无法改变，却依然要继续，这就是人生的最大悲哀。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同志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多次谈到命数、气数，经常对人哀叹：“大明天下，奈何亡于朕手！”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往死了干，直到最后结局到来，依然没有放弃，直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天，依然没有放弃。一个了不起的人。

◆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西直门（他从西边来），开始攻城。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儿说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当天，外城失陷，第二天，内城失陷。

◆ 这个女儿，叫做长平公主。关于她的前世今生，金庸同志已经说过了，虽然相关内容（包括后来跟韦小宝同志的际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胡扯，但有一点是正确的，他确实砍断了女儿的手臂。这个举动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实际情况，却比许多人想象中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这个女儿落入敌人的手中，遭受更大的侮辱。不是残忍，而是慈爱。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永远无需去理解。

◆ 处理完一切后，崇祯决定，去做最后一件事——自尽。自尽，是一件比较有勇气的事，按照某位哲学家的说法，你敢死，还不敢活吗？没种。但现实是残酷的，而今这个世界，要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但崇祯的死，并非懦弱，而是一种态度，负责任的态度。我说过，所谓王朝，跟公司单位差不多，单位出了事，领导要负责任，降级、扣工资、辞退，当然，也包括自尽。崇祯决定自尽，他打算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如下观点：一　绝不妥协。二　绝不当俘虏。三　尊严。于是，在那天夜里，崇祯登上了煤山（今天叫做景山），陪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叫做王承恩的太监。就这样吗？就这样吧。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