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朱翊钧-万历

◆ 公元756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公元756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1587)。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 第三件事，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自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他开始消极怠工，奏疏不及时批示，上朝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儿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一直等到死，他也没能等到这个机会。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怠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这孙子打算打破这一纪录。

◆ 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儿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夏言）又没了，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儿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1535)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虽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徐尚珍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然而，我理解了。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做人，要厚道。

◆ 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儿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作好准备。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历史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儿就回家种田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1573)，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疏，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到万历中期，流民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唆唆，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

◆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喘口气，接着说：“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申时行这才搭上话：“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万历大喝一声：“他就是出位沽名！”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话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万历十八年(1590)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浑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 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盆水来。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吗还干吗，皇帝就不同了。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一热，就幸了。

◆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 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挖东砖补西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疏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中异端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拢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不答理就有不答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的这封上疏。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作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疏，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等的就是你。万历随即作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泄，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疏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把他拖下了水。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地表白：“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进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侯先春随即上疏，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疏言官的工资。但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无法收拾了。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1582)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大乱就此开始。

◆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但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只剩王家屏了。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也提出辞职。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儿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上疏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二字，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半点儿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册立已有旨意，这厮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级调外任用！”其实说起来，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可万历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儿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这事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我不会办。真是要造反了，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屏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序幕。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经典语言如下：“李献可的奏疏，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请与同谪）。”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言如下：“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发配南京。再几天后，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疏更有水平，虽然官很小（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万历气疯了，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一百杖。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儿冤。于是大家都愤怒了。请注意，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被革职为民。御史邹德泳，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疏抗议。万历大怒，将此六人降职发配。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纪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能打破。事办到这份儿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支持李献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免职，贾名儒发配，陈禹谟罚工资。事情闹到这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我也有点儿乱，但若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几天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没多久，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实在骂不动了。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王家屏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想法本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高卧），心安吗？！既然你说有病，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他连上八封奏疏，终于回了家。

◆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

◆ 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二十八岁，赴京赶考，遇见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几天后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他考了第二。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中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是长得不够帅，二是说话不够滑。帅不帅不好说，滑不滑是有定论的。自打进入朝廷，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大家上疏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儿拔刀自尽；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恨得直磨牙。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不屑一顾。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反攻倒算开始，抄家闹事翻案，人人都去踩一脚，这个时候，他说：“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万历十三年(1585)，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三年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十三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二，殿试第二。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所以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锡爵了。

◆ 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再没敢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 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儿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李腾芳，湖广湘潭（今湖南湘潭）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信上是这么写的：“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待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涵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王锡爵却笑了：“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自己背。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

◆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万历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例外，从顾宪成开始。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其实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仰，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徒，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太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万历二十九年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火烧

◆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沈一贯当时就蒙了。这绝对不可能。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宝座。

◆ 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么可能变成嫡子呢？事实上，是有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儿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噌地往上涨，值大发了。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儿，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1586)之后。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抉择。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这是一条真理。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不仅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成为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作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万死不敢奉诏！”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按说儿子当上了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儿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那一天。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的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此文名叫《续忧危竑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文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闹到这个份儿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这玩意儿一出来，大家都蒙了。沈一贯当即上疏，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疏，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儿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生光。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光很冤枉。

◆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疏国政，皇帝不理，上疏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赓忍无可忍，上疏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皇帝还是不理。终于走光了。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没有王法了。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 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很快，老实的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此事必有主谋！”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吗就干吗，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浑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这都是蒙人的。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猾，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发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头。

◆ 总而言之，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如此超前，着实不易。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失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儿就没官，也没人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朝廷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受欢迎。穿女装还好，而更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人），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有人见着还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了。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言”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时的产物。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无话可说了。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 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他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到他这辈，混得相当差劲儿，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他本人也混得很差，直到四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继承官职，是要行贿的），这才捞到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自己又没份儿，更不消停，一窝蜂地来抢。什么插汉部、泰宁部、朵颜部、王杲部，乱得一塌糊涂，以致十年之内，明朝竟然有三位大将战死。然后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色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要想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所谓福将。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所谓悍将。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

◆ 自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十九年(1591)，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静土，并不干净，却很安静。如果各部落团结，他就挑事，挑出矛盾后，就开始分类，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不听话的，就用大棒。多年来，他作战上百次，大捷十余次，歼敌十多万人，年年立功受奖，年年升官发财，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功绩彪炳，无懈可击。

◆ 他走到城寨边，用高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谈判：“天朝大军已经到了，你们已经没有出路，太师（指李成梁）有令，若杀掉阿台者，就是此地之主！”这是一个谎言。所谓封官许愿，是尼堪外兰的创造，因为李成梁虽不守信用，但一个小小的营寨，打了就打了，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但事实证明，人穷志短，空头支票，也是很有号召力的。应该说，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喊完话后，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激烈讨论，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最后被乱刀砍死，连觉昌安也未能幸免。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该干什么，趁乱带兵杀了进去。因为他不知道尼堪外兰的那个合同（估计知道了也没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顾忌，办事也绝了点儿——城内共计两千三百人，无一生还。和觉昌安一起进城的，还有他的儿子塔克世，同样死在城里。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这实在无关紧要，多死个把人无所谓。在他的战斗生涯中，这只是次微不足道的战斗，打扫战场，捡完人头报功，回家睡觉。尼堪外兰倒是高兴，虽然觉昌安是惨了点儿，毕竟讨好了李成梁，也算大功告成。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世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万世之罪首努尔哈赤很气愤——他应该气愤，他的祖父、父亲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看起来，李成梁害死了他的两位亲人，实际上，是五个。如果你还记得，觉昌安之所以入城，是为了阿台的妻子，自己的孙女，当然，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她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是第三个。而阿台，自然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他是第四个。然而，他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生于赫图阿拉，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女真世袭贵族，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使。滑稽的是，虽说家里成分很高，努尔哈赤的生活档次却很低。家里五兄弟，他排行老大，却很像小弟，从小就要帮着干活，要啥没啥。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女真部落，大都穷得掉渣。所谓女真贵族，虽说是不掉渣，但也很穷。所以为了生计，小时候的努尔哈赤曾到他的外祖父家暂住。他的外祖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杲。现在，先洗把脸，整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努尔哈赤的母亲是王杲的女儿，也就是说，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但是阿台又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这还好，要换到努尔哈赤他爹塔克世这辈，就更乱了，因为阿台既是他的侄女婿，又是他的小舅子。乱是乱了点儿，考虑到当时女真族的生存状态，反正都是亲戚，也算将就了。你应该能理解努尔哈赤有多悲痛了，在李成梁的屠刀之下，他失去了祖父觉昌安、外祖父王杲、父亲塔克世、堂姐××（对不起，没查到）以及舅舅阿台（兼堂姐夫）。悲痛的努尔哈赤找到了明朝的官员，愤怒地质问道：“我的祖父、父亲何故被害，给我一个说法！”明朝的官员倒还比较客气，给了个说法：“对不住，我们不是故意的，误会！”很明显，这个说法不太有说服力，所以明朝官员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安抚努尔哈赤受伤的心灵。这份礼物是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一份都督的任免状。马和任免状大家都知道，我解释一下这敕书是个什么玩意儿。所谓敕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贸易许可证。当时的女真部落，住在深山老林，除了狗熊，啥都缺，过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要动粗，抢劫的经验又比不上蒙古。明朝不愿开放互市，无奈之下，只好找到了这个折中的方式，一道敕书，就能做一笔生意。三十份敕书，就是三十笔生意。明朝的意思很明白，人死了，给点儿补偿费，你走人吧。客观地讲，这笔补偿费实在有点儿低，似乎无法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然而，他接受了。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他召集了族人，杀死了一头牛，举行了祭天仪式，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收了赔偿金再起兵，和收了钱不办事，似乎是异曲同工。但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荣创业史：先起兵杀死尼堪外兰，然后统一建州女真，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统一女真。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非常光辉、非常励志、非常艰苦等。本人同意以上评语，却也要加上四个字：非常诡异。

◆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当你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审视此前的几条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的第二版本，以及隐藏其后的真正秘密。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被误杀，努尔哈赤接受委任，管理部落。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努尔哈赤部的死敌，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叶赫部贝勒清佳努被讨伐，所部两千余人全部被杀，势力大减。此后不久，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自认有功，投奔李成梁，李成梁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万历十五年(1587)，海西女真哈达部孟格部禄联合叶赫部，被李成梁发现，随即攻打，斩杀五百余人。万历十六年(1588)，叶赫部再度强大，李成梁再次出击，杀死清佳努的儿子那林脖罗，斩杀六百余人，叶赫部实力大损，只得休养生息。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终于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了女真最强大的部落。万历二十一年九月，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哈达部、蒙古科尔沁部等九大部落，组成联军，攻击努尔哈赤，失败，被杀四千余人，史称“古勒山之战”。战后，努尔哈赤将叶赫部首领分尸，一半留存，一半交给叶赫部。自此，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不共戴天。据说其部落首领于战败之时，曾放言如下：“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亦将倾覆之！”叶赫部居住于那拉河畔，故又称叶赫那拉。这是几条似乎毫无关联的历史记载，其中某些之前还曾提过，但请你联系上下文再看一遍，因为秘密就隐藏其中。如果你依然不得要领，那么我会给你一个提示——李成梁的习惯。所谓习惯，是指一个人多年来不会轻易改变的行为方式。比如李成梁，他的习惯，是谁露头就打谁，谁强大就灭谁，蒙古如此，叶赫部如此，哈达部也如此。然而这个习惯，在努尔哈赤的身上，失效了。整整十年，努尔哈赤从一个弱小部落逐渐强大，统一了建州女真。对如此庞然大物，李成梁却视而不见，而海西女真四分五裂，叶赫哈达部只是刚刚冒泡，就被他一顿猛打，压制下去。

◆ 这种举动，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术语来形容——选择性失明。更有意思的是，偶然之间，我还发现了一条这样的史料：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争爆发，李如松奉命出征。此时，一个人自动请缨，要求入朝作战，保家卫国，支援李如松。当然了，这位仁兄我不说你也能猜到——努尔哈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是一伙的。一切都从万历十一年(1583)的那场误会开始，劝降、误解、误杀，但接下来，真相被掩盖了。等待着努尔哈赤的，并不是陌生、冷漠、孤独，而是交情、歉疚、庇护以及无私的帮助。打击潜在的对手，给予发展的空间，得到的回应是，服从。李成梁庇护努尔哈赤，和局势无关。只因为他认定，这是一个听话的亲信。努尔哈赤主动请战，和明朝无关。只因为他认定，李氏家族是他的盟友。而当若干年后尘埃落定，重整史料时，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得到敌人扶持、帮助的首领，是不太体面的。所以掩盖和创造就开始了，所以几百年后，历史变成了现在的模样。李成梁做了件不公道的事情，他扶植了努尔哈赤，培养了明朝的敌人。但公道地讲，他并不是故意的，更不是所谓的汉奸。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努尔哈赤，不过是一只柔弱的猫，给它吃穿，让它成长，最后成为一只温顺、听话的猫。这只猫逐渐长大了，它的身躯变得强壮，叫声变得凄厉，脚掌长出了利爪，最后它亮出了獠牙。至此，我们终于知道，它不是猫，而是老虎，它不是宠物，而是野兽。李成梁的观察能力，那真不是普通的差。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在此之前，他已打垮了蒙古、叶赫、哈达以及所有强大的部落，除了努尔哈赤。非但不打，还除掉了努尔哈赤的对手，李成梁实在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十年后，李成梁再次上任，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极其强大。但在李成梁看来，努尔哈赤似乎还是那只温顺的猫，于是，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放弃六堡。六堡，是明代在辽东一带的军事基地，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若丢失此处，女真军队将纵横辽东，不可阻挡。而此时的六堡，没有大兵压境，没有粮食饥荒，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不需要、不能放弃的。然而，李成梁放弃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成梁正式放弃六堡，并迁走了这里的十余万居民，将此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也是一个无耻的抉择。李成梁将军不但丢失了战略重地，毁灭了十余万人的家园，还以此向朝廷报功，所谓“招抚边民十余万”，实在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努尔哈赤毫无代价地占领六堡，明朝的繁荣、富饶，以及虚弱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那一刻，他终于看到了欲望，和欲望实现的可能。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成梁去世，年九十。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建功一世，祸患千秋，万死不足恕其罪！几个月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天命汗。

◆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今岁，必征大明国！”

◆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

◆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的内容是，明天，女真部落三千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抚顺守将欣然应允，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第二天（十六日）早晨，商队来了，抚顺打开了城门，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然后，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屠刀。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商队变成了军队，很明显，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精锐的八旗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守城明军反应很快，开始组织抵抗，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城内一片平静。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努尔哈赤并不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颗关键棋子——李永芳。李永芳，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简单介绍一下——是个叛徒。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抚顺失陷了，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明军自然不肯甘休，总兵张承胤率军追击努尔哈赤，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阵亡，全军覆没。抚顺战役，努尔哈赤掠夺了三十多万人口、牛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他再次出击，这次，他的目标是清河。清河，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此地是通往辽阳、沈阳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七月初，他率军出征，却不打清河，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到了清河，也不开打，又是老把戏，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了城，然后发动进攻，里应外合。清河人少势孤，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有钱、有奴隶、有粮食，空白填补了，粮食保证了，矛盾缓和了。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痛苦、无助。无论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什么利益、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情感、什么理念，都应该承认一点，至少一点：这是抢掠，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

◆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位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实力，这就是失败的真相。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是不可能的。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待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 杨镐实在是扛不住了。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儿不答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于是熊廷弼说：“我自己去。”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待在沈阳。不但一直待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啰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前两条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党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朝廷。因为掌控朝廷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争国本、打闷棍。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的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大致如此吧。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