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 郑桐

◆ 郑桐常常想，幸亏当年他老爸被酒精烧穿了胃，不然郑桐现在也许正在北大荒某个劳改农场帮他老爸打土坯呢。老天爷既然这么照顾他一家，那么就不该再有非份之想了，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岐视已经习惯了，别说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就是当个民兵土八路也没戏。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郑桐常常怀着比较阴暗的心理对钟跃民、袁军等人的处境表示兴灾乐祸，既然这些干部子弟都当不成兵，那他这“臭老九”出身的人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钟跃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岐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他俩骂骂咧咧地找到学校政工组要求解释，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一个办事员解释说：“你们应该知道，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关。”
钟跃民说：“党的政策不是不唯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出身。”
办事员嘲讽道：“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刘少奇以前也是革命干部呢。”

◆ 你对法国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郑桐说：“总的感觉是似曾相识，有点儿象咱们的文化大革命，旧贵族送上断头台，新贵族的处境也不怎么样，往往是屁股没坐稳又被别人送上断头台，乱哄哄的你唱罢我登场，我本以为拿破仑是最大的赢家，后来我又发现，他轰轰烈烈的把欧洲折腾个天翻地覆，到头来也是折戟沉沙，败得很惨。”
蒋碧云惊奇地说：“你说得不错，我发现你很有头脑嘛，你和钟跃民都不是等闲之辈，干吗老故意装出一副流氓相儿？”
“嗨，文革以前，我们当好孩子当烦了，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没意思透了，再说了，当好孩子也没当出好来，最后倒当上了‘狗崽子’，我们哥几个一琢磨，不对呀，当好孩子太吃亏了，不如当流氓去，就这样，哥几个一怒之下终于投奔了流氓团伙。”

◆ “我们班干部都做了分工，一人负责一个落后的同学，一包到底帮助他进步。”
郑桐腆着脸道：“那太好了，我误入岐途当了流氓，现在痛定思痛，想浪子回头了，可实在是没有决心学好，你也帮助帮助我吧，也来个一包到底，怎么样？”
蒋碧云警惕地问：“你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是讲究一帮一，一对红嘛，咱俩配一对，红他一辈子怎么样？”
蒋碧云怒道：“郑桐，怎么说着说着你那流氓劲儿又上来了？不要脸。”
“蒋碧云同志，你不要往歪处想，就算我一时糊涂当了流氓，可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我呀，总应该给我改邪归正的机会吧，你这个少先队大队长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我身陷流氓团伙难以自拔，你为什么就不能伸出友爱的双手，拉我一把呢？就算把自己搭进去了，那也是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嘛。”
蒋碧云沉下脸，扭头就走。
郑桐在她身后喊：“蒋碧云同志，你别走，救救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

◆ 蒋碧云说：“我发现自从钟跃民走了以后，你像变了一个人，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好的？” 郑桐显出一种少有的严肃：“你不知道，钟跃民走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低落，这是一种孤独感，时间越长孤独感越重，我没有办法排解，只有读书。后来，我发现，我真喜欢上读书了，读书成了一种生活需要。”

◆ 蒋碧云不动声色地说：“你不用再启发我的智力，就明说吧，还有什么更具体的合作？” “村东头不是还有个废弃的破窑洞吗？咱们把它收拾一下，你我搬进去，体会一下男耕女织的生活怎么样？” 蒋碧云和颜悦色地说：“你绕了半天，总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个设想挺不错，憧憬起来怪温馨的。郑桐，你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家伙，甚至还有点儿诗人的浪漫，你想听听我对这个建议的看法吗？你来，我告诉你。” 郑桐把脑袋凑过去，蒋碧云一记耳光扇在郑桐脸上，转身走了。 郑桐捂住脸发起愣来。

◆ 郑桐今天从可靠的渠道得知，这次公社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已经出发了，石川村的党支部竟没有推荐任何人。这可把郑桐气得七窍生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常贵捣的鬼，这老东西太阴险了，收了礼还不办事，郑桐决定找常贵好好理论一番。
郑桐一脸怒气地闯进常贵的窑洞，常贵正坐在炕上捧着个大海碗喝粥。他强压着怒火说：“常支书，我有事要问你。”
常贵眨着小眼睛看看郑桐：“我知道，是为上学的事吧？”
“咱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你为什么没推荐我？”
常贵带着一脸的无辜说：“你这娃咋这么说话？你咋知道我没推荐你？名额有限嘛，也不能是个人就去。”
“我有可靠的消息，这次公社的推荐会上，你叼着烟袋蹲在那儿一言不发，是不是？”
“谁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你要不信，就把公社的王书记叫来，我和他当面锣对面鼓说说，我是和他说了。”
郑桐终于忍不住翻了脸：“你他妈少来这套，你明明知道王书记不可能来对质。常老贵，你这人够阴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就因为你克扣知青口粮的事，我和钟跃民得罪了你。这事都好几年了，你还怀恨在心，背后给我下绊子，你他妈真不是个东西。”
常贵软中带硬地说：“郑桐，你要这么说，咱就没话了，上学的事我也管不了啦，你咋上来就骂人呢？论岁数，你也是侄子辈，咋这么说话？”
郑桐大怒：“骂你？我还想打你个老东西呢。”他怒火中烧地抄起炕桌上的大海碗要砸常贵，蒋碧云冲进来抱住郑桐，郑桐挣扎着想朝常贵扑过去，蒋碧云拼命把郑桐拉走。
郑桐和蒋碧云并肩坐在村口打谷场上的一个石头碾子上，两人久久地沉默着，突然，郑桐开始抽泣起来。

◆ 蒋碧云大惊，这是她第一次看见郑桐流泪，她惊慌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郑桐，你怎么啦？”
“这日子……真没盼头。”
“大家不是都这么过吗？”
“人……就怕没有希望，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郑桐，你从来都是乐观的人，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消沉？这可不像你。”
“你不知道，我想上大学，连做梦都想，可今天我去公社一问，被选上的工农兵学员都出发了，当时我就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心里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蒋碧云说：“可你不能放弃希望，我就不信，咱们会永远待在这小山村里，机会总会有的。”
郑桐心灰意冷地说：“机会见了我，恐怕也会绕着走，我这个人运气不太好。”
“要是有一天，机会到了你眼前，你却无法抓住它，因为你不具备抓住机会的本领，到那时候，你将无话可说。”
郑桐沉默。
“我知道，你的精神状态很糟糕，生活艰难，前途无望，还有……你很孤独。”
郑桐低声道：“是的，是一种灵魂的孤独，漫漫长夜，我在独自行走，何处是归程……”
蒋碧云轻声说：“如果心中有了爱情，也许情况会好得多，那时你会觉得温暖，觉得有了依靠，觉得灵魂不再孤独，觉得生活从此充满了色彩。”
“可我眼前是个没有色彩的世界，只有缺少植被的黄土。”
“郑桐，你不想对我说点儿什么？”
“我万念俱灰，实在提不起兴趣说话。”
蒋碧云扳过郑桐的肩膀，注视着他的眼睛说：“那我说，你听好，我想向你提个建议。”
“你说。”
“一个人走夜路实在太孤单，两个人结伴而行不是更好吗？”
郑桐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你和我一起走？”
“是的，咱们一起走夜路，一起抵御孤独，一起寻找光明，你愿意吗？”
郑桐背过身去，不吭声了。蒋碧云温柔地从后面轻轻抱住他。
两行热泪从郑桐的眼中流出……

◆ 郑桐的眼睛望着远方，沉思道：“知识……真是个好东西，它能使人清醒，使人大彻大悟，就像漫漫长夜中的火把，给你光明，给你温暖；在你进入一种境界以后，世俗的东西就不太重要了，你无暇去考虑物质生活的富足与贫困，你获取知识，是为了进行一种思考、一种自我完善。”
“那么你在思考什么、完善什么？总之，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当年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先生的悼文中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真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令人高山仰止啊。”
“郑桐，难怪他们说你怪，连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思考的问题中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郑桐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中的一切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参照。我在想，人类大概是最不长记性的一种动物。那天傍晚，我就坐在这里看书，我看的是《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看着看着突然猛地抬起头来，发现太阳正在下山，西边的山峁上洒满了落日的余晖，天地都是金灿灿的，像是在燃烧。面对如此辉煌的落照，我竟然感到周身寒彻，就像掉进了冰水中。历史的画面何其相似，我想起了1966年的‘红八月’，那个记忆中的8月，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种鲜红的色调，它不是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的颜色，而是受难者的鲜血……那个骄阳似火的8月，映入眼帘的，到处是鲜血啊。为什么会这样，这发生的一切都有些什么理由呢？难道我们这个民族天生就以杀戮为乐事？在这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整个民族的理性都到哪里去了，一个人疯狂了可以原谅，但一个民族疯狂了，失去理性了，这个民族就是不可原谅的……”
蒋碧云震惊地搂住郑桐：“天哪，你想得太出圈儿了，不要再想了，你的胡思乱想太危险，你该不是想故意表达一种深奥吧？”
郑桐仿佛沉浸在一种意境中，他目光迷离地凝视着远方，嘴里在喃喃自语：
…………
我是肉体的诗人，
也是灵魂的诗人。
我占有天堂的愉快，
也占有地狱的苦痛。
前者我把它嫁接在自己身上使它增殖，
后者我把它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
…………
蒋碧云听出来了，这是惠特曼的诗。郑桐曾说过，他最烦的就是徐志摩、戴望舒这类的诗人，他们的诗句甜腻腻、哼哼唧唧的，很容易使男人阳痿。他喜欢惠特曼的《草叶集》，那才是饱含着理性的诗，是男子汉的诗。
郑桐似乎是在说梦话：
…………
啊，我的灵魂，
我们在破晓的宁静的清凉中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归宿。
我的声音追踪着我目力所不及的地方，
我的舌头一卷就接纳了大千世界
…………
郑桐凝视着暮色沉沉的黄土高原，宝蓝色的苍穹上，一钩残月已经升起，信天游的歌声飘零处，衰草凄迷……

◆ 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了1981年，郑桐和蒋碧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顺利地毕了业，郑桐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碧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 这次画展中，只有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是最有名的油画，是不是真迹不好说，但至少没有标明是复制品。画面上的马拉赤身躺在浴盆里，鲜血从创口中涌出，已经死去的马拉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表情。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带着几个年轻人站在油画前评头论足，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解。于是郑桐和蒋碧云也成了他的学生，两人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听这位老师讲解。
“我认为画面上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马拉真实的相貌创作的，因为大卫和马拉是同时代的人。大卫生于1748年，到1793年马拉遇刺时已经45岁了。注意，他只比马拉小5岁，而马拉当时是巴黎的名人，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巴黎的市民几乎都见过他，画家大卫显然也熟悉马拉的相貌，也幸亏是大卫把他画下来了，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知道马拉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那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嘛。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皇家学院院士，早期作品还带有洛可可风格，后来转为古典主义，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学们请看，这幅油画以极为简洁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将肖像的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崇高的悲剧性结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现了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义特征，成为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名作……”
郑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误人子弟……”
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都把目光投向郑桐，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出口不逊表示出一种无声的愤怒。
郑桐若无其事地对蒋碧云说：“走吧，这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两人刚走出几步，后面那位老师说话了：“那位先生，请留步。”
郑桐和蒋碧云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请您对刚才的话作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鲁的反应。”
郑桐扶扶眼镜：“您真想知道？”
“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的对马拉的评价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刺杀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

◆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应看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应看它是否给当时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指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来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像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 “你从哪儿弄这么只鸟儿来？”钟跃民问。
“那天我去花鸟市场，刚进去就挨了骂，这八哥非常狡猾，它不会上来就骂人，而是先和你客气一下，‘你好！’然后是‘你吃了吗’，得，等你眉开眼笑准备和它聊聊了，第三句就是‘操你妈’。有个老头儿挨了骂，差点儿把拐杖抡过去，我觉得这只八哥挺可怜的，其实它不过是想舒坦舒坦嘴，并不是真想把老头儿的妈怎么样。我赶紧拦住老头儿，掏钱把它买了下来。好家伙，回家的路上，它骂不绝口，溜溜儿地骂了我一路，回家又骂了蒋碧云和我儿子……”

◆ 郑桐自嘲道：“古人说的有道理，‘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前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服气，现在我是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年插队的时候，我认为只有通过个人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奋斗了这么多年，只不过从农民变成了一介书生，还是属于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既无钱也无势，自己过得不怎么样，对朋友更是没用，想起来就灰溜溜的。”
钟跃民笑道：“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不该有这种俗人的想法。”
郑桐蹦了起来：“我是俗人？我倒想听听我怎么个俗法儿。”
“一介书生怎么了，无权无势就丢人了？你是不是很羡慕有权有势的人，你苦读多年难道是为了这些？”
“那你说是为了什么？我苦读多年总不至于是为了今天住筒子楼吧，这年头儿谁会拿知识分子当回事儿？我儿子的班主任把他班里学生的家长都作了分类，做官的属一类，有钱的属二类，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工人、小职员属第三类，家访的重点都放在前两类。据说也上我家来过一次，在筒子楼里转晕了，差点儿转进了女厕所，这位班主任一怒之下回去了，从此再也不来了。你说，知识分子算不算弱势群体？”
钟跃民最近看了不少书，正在思考一些问题，他早就想和郑桐探讨一下，今天晚上倒是个机会。
“郑桐，你不觉得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趋同于一种生活方式，这不太正常吗？比如所有的家长都给自己的孩子设计了同样的路，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大学毕业后争取做官，当老板，当学者，最差也要混个白领阶层，就是没人打算做个普通劳动者。现在几乎人人鄙视蓝领劳动者，认为蓝领劳动者是无能的代名词，这太不正常了，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应该各有各的活法，不能趋同于一种生活方式。”
郑桐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表情也严肃起来：“这倒也是，社会生活应该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应该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跃民，我承认自己在某些思想方面不如你，别的不说，你当年卖煎饼的举动就使我对你刮目相看，你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这恐怕算得上是一种境界。”
钟跃民说：“我认为咱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创造力，并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年书，你的学历有多高。一个缺乏创造力的人哪怕读完了博士后也是个庸才，而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可以把平庸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说白了，社会结构好比一张千层饼，每个人都待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层，你当然可以往上一层努力一把，但需要创造力，不是人人都能玩的。要是没那个能力，你就该安心待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层，还要很敬业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因为不可能人人都翻到第一层去。如果都翻到第一层那成什么啦？那是发面饼。”
“得，你这一说哥们儿眼前豁然开朗，忽然觉得自己住筒子楼都太奢侈了，我该住到地窖里，因为我的确没搞出什么成果，要想在筒子楼里住踏实了，就得拿出点儿创造力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钟跃民属于哪层呢，你该睡在那千层饼的哪一层？”
“不好意思，我混了半辈子，身无一技之长，除了最底下那层，哪层也贴不上。我也想明白了，与其到那些皮包公司给人家跑腿儿，还不如从最低层干起，我就照这路数找工作……”

◆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样的坏孩子向来有成见，更何况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向看不上出身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观念，咱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父母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将来只能靠自我奋斗。蒋碧云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她对于干部子女有着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八旗子弟，衙内，喜欢吹嘘父母的地位，目中无人，不学无术，虚荣浅薄，很多干部子女还缺乏教养，继承了他们土包子父母的禀性，以无知为荣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蒋碧云的父母被揪斗，当时她还在学校跟着红卫兵们“破四旧”，象她这种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她只能参加“红外围”，她很感谢红卫兵们能给她这个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每天几乎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单位通知她去处理父母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尸体也已经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她疯了一样回到家，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她什么也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
蒋碧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一种极强的仇视心理，既而扩大到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开始讨厌钟跃民，把他当成了无赖，而钟跃民似乎也有意做出一副流氓相来招她烦，仇就是这么结下了。

◆ 李萍和王虹知道钟跃民借粮的事后，都埋怨蒋碧云做得太过份，王虹很不满地说：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李萍也叹了口气说：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饭了，钟跃民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萍和王虹对钟跃民的印象不错，她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她当成了小气鬼，蒋碧云委屈得捂住脸哭了。

◆ 王虹在门外笑骂道：“都饿得爬不起来了，还臭贫呢，我们这儿还有点儿吃的，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可走了。”
男知青们象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门开了，三个女生端着一些玉米面饼子走进来。李萍笑道：“都饿了吧？我们特意晚点儿来，让你们多饿一会儿，省得你们不珍惜，都起来吃饭吧，我们也把粮食都用光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要饭。”
男知青们欢呼着“女生万岁”，纷纷抓起饼子狼吞虎咽起来，只有钟跃民用被子蒙住头在装睡。蒋碧云过去推了他一下说：“钟跃民，你装什么蒜？起来吃饭。”
钟跃民翻了一个身，脸朝里道：“不饿，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那白天是谁去我那里想蹭饭？”
“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话怎么讲？”
钟跃民无奈地坐起来说：“那时我拿你当革命战友，向你借粮，现在性质不一样了，好比地主向穷人施舍，咱人穷志不穷。”
蒋碧云小声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
“别，我不饿，才一天不吃饭，哪至于就扛不住了，我是想体会一下红军长征时感觉。”
蒋碧云细声细语地说：“钟跃民，我知道我今天伤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先吃饭，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
“哪儿的话？你的粮食你有权不借，这天经地义，用不着道歉。”
蒋碧云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哀求：“跃民，吃饭吧，我求你了。”
“我真不饿，谢谢你啊。”
蒋碧云突然爆发了：“钟跃民，收起你那套自尊吧，你以为就你有自尊？为什么就不关心一下别人的感受？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傲慢劲，那种浸到骨子里的傲慢。”
钟跃民疑惑地看着蒋碧云：“你没犯病吧？干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是我看不惯你，我对你们干部子弟有成见，六六年红八月，你们抄家，打人，不可一世，当灾难触及你们自己家庭时，你们就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以流氓自居，嘲笑一切，以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你干吗又给我们送吃的，是想嘲笑我吗？”
“你错了，我没这么狭隘，我是突然想明白了，觉得这样下去挺没意思的，我们十个人是个集体，既然社会把咱们抛到这种穷乡僻壤，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我们自己再勾心斗角，就太让人看不起了。”
钟跃民似乎受到震动，他沉默了片刻，拿起一个饼子轻轻咬了一口。
蒋碧云的眼圈红了：“跃民，谢谢你，你原谅我了？”
钟跃民艰难地点点头，他眼睛有些湿润了。
蒋碧云在一瞬间就泪流满面了：“跃民，对不起……”
知青们都流泪了，他们仿佛突然成熟了，生活似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窑洞外面起风了。

◆ 同样是讨饭，却各有各的感觉，蒋碧云接过半块馍，眼泪就涌了出来，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而在钟跃民和郑桐看来，这简直是狂欢的节日，人生能有几次讨饭的经历？知青狂飙扫县城。

◆ 蒋碧云扶着石川村七十多岁的张大娘在一处临街人家的门口乞讨，临街门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奇怪地望着她们。蒋碧云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实在开不了口。
中年妇女问道：“姑娘，你们是干什么的？”
蒋碧云涨红了脸，艰难地说：“我们……是讨饭的。”话没说完，她的眼泪便滴落到胸前。
中年妇女的眼圈儿也红了，她同情地问：“是插队知青吧？”
蒋碧云点点头。
张大娘颤巍巍地伸出手：“他大婶，可怜可怜我老婆子吧，村里断顿啦。”
中年妇女叹了口气，进门拿出一个馍：“唉，做孽呀，姑娘，拿着。”
蒋碧云接过馍，流着泪连连鞠躬：“谢谢大婶，谢谢大婶。”
她把馍掰成两半，递给张大娘一半，白发苍苍的张大娘接过馍，迫不及待地啃起来。蒋碧云轻轻咬了一口，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再也忍不住了，终于呜呜地哭起来。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讨饭的地步？难道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张大娘可没有蒋碧云的感受，她边啃馍边劝道：“姑娘，有馍吃还哭啥？你是不习惯哩，往后习惯了就好了，我刚嫁到石川村时也不习惯去讨饭，那年我刚生了娃，家里就断了粮，我死活不去讨饭，我男人就打我，不去也得去，咱农民就是这命，我男人打人可狠呢，可真把我打怕了，我抱着娃就去了，后来就习惯了，五十多年了，年年都讨饭，只记得有两年庄稼收成好，没讨饭，咱石川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蒋碧云吃了一惊：“五十多年里只有两年没讨饭？”
“可不是吗，我记得很清楚，那都是雨水好的年景，不旱不涝，这样的年景太少了。”张大娘说话时已经把半个馍啃光了。
蒋碧云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嘴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只是呆呆地望着张大娘。她在想老人的话，习惯了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命吗？

◆ 蒋碧云说：“袁军说得对，少年时的爱情恐怕是靠不住的，变数太大。我当时对钟跃民的印象也不错，他是个不错的大男孩，性格挺可爱，一肚子坏水，可即使是冒坏水的时候，也不招人讨厌。说实话，那时我也有些动心，不过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周晓白很注意地问：“为什么？” 蒋碧云一笑：“这是个很容易让女人受伤的男人，就像狗熊掰棒子，随掰随扔，这对女人来说，太不公平。” 郑桐说：“依你的意思，怎么才叫公平？” “要是你不想要这个棒子，最好别掰它，让它好好长着，等愿意要它的人来掰。” 郑桐坏笑了一声：“真是典型的女人式思维，可还有这么种情况，狗熊本来不在意，因为对狗熊而言，掰棒子本是一种嗜好，并不一定要吃，就算是掰着玩吧，可有的棒子却当了真，主动把脑袋伸过去，狗熊当然来者不拒，于是棒子就进一步提出要求，要狗熊停止掰棒子的嗜好，一辈子只吃这一根棒子。狗熊当然做不到。” 周晓白笑骂道：“郑桐，你这是在拐着弯儿地挖苦我吧？几年没见了，你还这么坏。”

◆ “郑桐，刚才我怕露怯，没好意思问。我也看过《法国革命史》，怎么对刺杀马拉的那个夏洛蒂·科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那是个24岁的姑娘，她受的是传统教育，熟读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著作，她认为共和制是改造法国的唯一途径，而雅各宾派制造的血腥恐怖正在破坏革命，所以她决定干掉马拉。当她来到马拉的寓所时，马拉正坐在浴盆里洗药浴，这哥们儿也不像话，赤条条地就让人家一个大姑娘进了门，是不是还有点儿别的想法，史书上没说，科黛可是个美丽的女人。结果科黛一刀就干掉了马拉，最后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蒋碧云沉思道：“关键是科黛的刺杀行动对历史本身的作用有多大。”
郑桐说：“确实作用不大，她认为刺杀了马拉就可以拯救共和国，其实于事无补，因为暴政不是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但科黛的动机和行动无疑是一种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
“这姑娘很漂亮吗？”
“据说很漂亮，当科黛站在将她载往刑场的马车上时，在沿途观看的人群中有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目睹了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都没有消失。他后来回忆道：‘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我已经爱上她了。’你看，是不是很浪漫？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爱情。”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
“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像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他的身体有些颤抖。
“郑桐……”蒋碧云轻轻叫了一声。
“嗯，怎么了？”郑桐回过头来问。
“我们结婚吧。”蒋碧云的眼中泪光闪闪。
郑桐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张开双臂搂住蒋碧云低声道：“亲爱的，我早盼着这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