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擅长把灾难转换成伟大的群体记忆

　　这本书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的敌意。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即便是在今天，权力仍垄断在专制统治阶层手中，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十分困难，而当以叫魂或防疫为名的“幻觉权力”进入社会之后，普通民众就拥有了互相报复的武器。他们所能爆发出来的威力正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恐怖。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 1982 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六十年前大饥荒时基层干部对死亡人数谎报瞒报、中央政府拒不承认事实、新闻媒体跟着愚民洗脑。再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武汉肺炎谎报瞒报到西安的掩耳到“零”。六十年过去了，还是熟悉的味道。所以我十分相信“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往往对历史一无所知”。

　　1958 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捲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 I960 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

　　直至 1960 年 10 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採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
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馀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市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佈“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
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
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 11 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 4,106 人，共交心 47 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产生了羞愧意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了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价值无多，尤其严重的是，剥削阶级的家庭背景，甚至还会使自己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动摇革命立场，在客观上危害革命！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沾沾自喜、骄傲自满等不良习气一扫而空。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必然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
你是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资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
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献给党？
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是肮髒和反动的？
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心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的小学生？
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


毛为什麽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
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
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
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快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们有许多创造，建构了一种新意识形态敍述，中国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他们也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


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説：“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捨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

任何灾难都可以被用来塑造成正确的集体记忆，然后成为政权合法性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对民族记忆的大清洗和对罪恶的强制遗忘，遂使得相同的历史悲剧一次次不断地重演。

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 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1960 年 3 月 12 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 523 人，第二次报的是 3889 人（后又改为 2907 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 6668 人。

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 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县委领导人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总是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回答说：“少一味粮食！”赵、董二人立即决定，将王医生交大会批斗后逮捕。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 年 2 月 16 日到 18 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

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 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

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

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1959 年 12 月 9 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

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休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乔山大队 31 个村庄，1960 年 6 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 6 个庄子，拆掉房子 300 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100 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 14 户 40 人住在 3 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 80% 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 10 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 1958 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 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

　　人们都在选择可以使自己内心长久安宁的事情。可惜的是，人们总认为只有当下不安宁，才能换来日后长久的安宁；事实上，眼前的是否安宁与日后长久的是否安宁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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